转自：中华工商时报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客观的信用评价是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保障，依法保护企业名誉权是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

    2025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企业名誉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某典型案例是：某科技公司由王某创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自媒体从业者李某某在其运营的自媒体账号中发布多篇针对某科技公司及王某的贬损性评论文章。某科技公司认为李某某的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李某某发布的内容指向某科技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评价王某的言论系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射与提炼，王某与企业名誉高度关联，公众会将针对王某的关乎商业经营的评价与某科技公司联系起来。案涉言论具有明显贬损意义且缺乏事实依据，构成对某科技公司名誉权的侵害。最终判决李某某删除案涉文章、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该案通过司法裁判确认，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针对创始人的恶意贬损言论，极易引发公众对企业经营能力、商业道德等核心价值的负面联想，形成“人格化企业”的声誉传导机制。这一认定体现了司法对现代企业治理特殊规律的认知，是司法机关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理念提升。在这个共生关系下，司法强化了企业人格权的立体保护体系。法院突破将企业名誉权局限于直接商业诋毁的传统认知，将创始人名誉纳入企业维权范畴，构建“创始人-企业-关联方”的多维度保护机制。这种创新性法律适用，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侵权形态提供了解决方案。

    与此对应，司法还界定了以“商业评论”为名的恶意攻击行为。法院结合言论具体情境、受众认知习惯进行综合判断，确立“影射性贬损同样构成侵权”的裁判规则。这为治理网络空间中以“商业评论”为名的恶意攻击行为提供了典型案例。

    该案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有示范作用。一是增强了企业家的安全感。社会上有一种认识误区，即“企业越大，越应承受舆论批评”。这个判决消除了这个认知误区，有助于稳定企业家预期，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二是打击了同业竞争者的恶意侵权。遏制利用网络谣言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维护“优胜劣汰”而非“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机制。某省高院统计显示，涉商誉侵权案件中同业竞争者参与比例达43%，该案裁判规则对此类行为形成了有效震慑。

    企业创始人应如何处理同类危机？笔者认为，应从事前防御、事中处置和事后修复进行考虑。

    首先，将个人IP与企业品牌进行风险隔离。实施创始人个人IP与企业品牌的风险隔离机制，通过股权架构设计、对外发言人制度等降低风险。开发舆情监测系统，设置定制化预警模型。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名誉权体检”，预先注册姓名、肖像等权利标识。面向全体高管，制定《高管社交媒体使用规范》，明确对外言论红线。

    其次，设立快速反应队伍。组建由法律、公关、技术专家构成的快速反应小组，高效完成侵权证据区块链存证、通过律师函要求平台下架侵权内容和发布事实澄清声明等。制定精准化的舆论引导，如运用大数据分析侵权信息传播路径，针对关键节点（如行业KOL、核心客户群）定向沟通。通过可视化数据报告（如传播链路图、情绪热力图）增强回应说服力。

    最后，事后进行声誉修复。如举办公众开放日、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还可以通过设计包含媒体覆盖率、搜索指数、投资者信心指数等参数的模型，进行规模化修复。

    此外，企业职能部门也要注重协同处理。比如，法务部门可运用区块链存证、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系统等工具；公关部门可借助舆情分析AI、传播影响力预测模型等技术手段；IT部门可承担数据监控、侵权内容自动化取证、信息传播路径追踪等任务；HR部门开展高管媒体素养培训、员工社交媒体守则执行、泄密风险防控等工作，可引入虚拟现实舆情演练、数字行为审计等方法。

    在数字经济与人格化商业交织的时代，企业维权正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治理，司法保护与商业创新的协同，将不断重塑营商环境的新边界。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