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经网

大数据管理局的权力架构，呈现明显的“三权集中”特征：数据采集审批权、数据资产处置权、数据项目发包权高度集中于少数领导岗位

女博士，正厅级，双重党籍，景亚萍在“落马”之前有光鲜的标签。

2025年2月24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的一则通报震动政坛：原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景亚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贵州省首任大数据局局长名叫马宁宇，清华大学工学博士。马宁宇推动了贵州省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开创了地方政府与大数据合作的新模式。2021年11月，景亚萍接替任马宁宇，出任此职。

2024年8月，马宁宇在贵州市长任上被查。随即，景亚萍被免职，直到此次案发。这意味着，贵州省先后两任大数据局长“前腐后继”，也撕开了数字经济时代权力监督的隐形创口。

两任手握“云上贵州”数据资源生杀大权的厅座，在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浪潮中，将公共数据资源异化为私人资本盛宴的筹码，其贪腐路径折射出数据治理体系深层的制度性缺陷。

女博士的双重党籍

景亚萍的起点并不显赫。1986年，22岁的她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进入贵州财经学院信息系任教。彼时的贵州财经学院尚属地方普通高校，却成为她编织人脉网络的起点。  

在长达27年的教职生涯中（1986-2013），她完成了从普通教师到教授、教研室主任、副院长的三级跳。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经历暗藏两条关键线索：  

一是学术资源与行政权力的早期绑定：她主编教材、主持省级课题、发明汉字输入法专利，这些成果虽被包装为“省级教学名师”的勋章，实则为其后续跨界政坛埋下伏笔——2005年，她以教授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保留致公党党员身份，成为罕见的“双党籍”。  

二是师徒网络的隐秘构建：作为电子商务方向带头人，她培养了数百名弟子，其中不乏进入贵州政商界的精英。一位不愿具名的贵州IT企业高管透露：“景教授的学生在省内大数据企业中层占比很高，这种师生纽带成为其日后主政大数据局时的重要资源。”  

2013年5月，49岁的景亚萍迎来命运转折，调任新成立的贵州理工学院副院长。这个时间节点耐人寻味：贵州理工学院作为省属重点理工院校，其成立背景正是贵州省“大数据战略”的前奏。  

2016年12月，景亚萍空降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此时正值贵州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有内部人士指出，其电子科大校友网络发挥了作用——时任贵州省领导中，多位有电子信息领域背景。

2019年12月，转任贵州科学院院长，这一看似“冷板凳”的调动实则暗藏玄机。该院下属多个研究所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为其积累了科技项目审批权。  

贵州省大数据局两任局长先后落马

2021年11月，接替被查的马宁宇出任大数据局局长，完成从学者到实权派厅官的蜕变。她的“双重党籍”并不多见，这种特殊身份成为其拓展人脉的利器——作为致公党贵州省委副主委，她频繁参与民主党派调研活动，与民营科技企业建立密切联系；利用中共党员身份，可以担任行政首长，参与核心决策，尤其在2017-2021年期间，她主导了多个省级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招标。 

这位曾以“学者型官员”形象示人的女厅官，最终在“大数据”这一贵州重点发展领域折戟。她的职业生涯，既是一部从普通教师到正厅级官员的励志史，更是一面折射权力与学术、党派与利益交织的棱镜。

景亚萍的落马早有征兆。在马宁宇落马不久，她突然被免职，接任者朱宗尧系上海空降干部，这种“跨省换将”被解读为贵州大数据领域的腐败整顿信号。

数据权力的“黄金矿脉”

景亚萍掌舵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堪称“数据帝国”，其管辖范围覆盖省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云上贵州”系统等核心基础设施。

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的特殊历史节点，贵州大数据局掌握了数据资产评估定价、数据交易合规审查、数据资源特许经营权授予等关键权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贵州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数据确权、数据交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具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景亚萍团队主导的“多彩云”“数据铁笼”等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级财政资金和百亿级数据资产运营。这种政策红利与技术创新的双重叠加，使得数据管理部门成为资本竞逐的焦点领域。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本质是通过确权赋能释放数据价值，但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数据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界定仍存在模糊地带。马宁宇、景亚萍案暴露出，当数据资源兼具公共属性与经济属性时，监管者极易陷入“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冲突。

现行数据管理部门的权力架构呈现明显的“三权集中”特征：数据采集审批权、数据资产处置权、数据项目发包权高度集中于少数领导岗位。景亚萍分管的数据业务板块涉及政府数据资源目录编制、省级政务云服务采购等23项核心职能，这些权力的清单化管理严重缺位。

在招投标环节，“明招暗定”的操作空间尤为突出。据内部人士透露，某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招标文件中的技术参数竟与某私营企业专利技术完全吻合，这种量身定制式的腐败手法，在缺乏第三方技术评估机制的情况下难以被察觉。而项目验收环节的“形式主义”操作，更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制度庇护。

监督机制的失效更具警示意义。虽然贵州建立了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纪委监委驻局纪检组等多重监督架构，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沦为“纸老虎”。景亚萍任职期间，数据局党组会议研究“三重一大”事项时，纪委书记的监督权被行政权力架空，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局面。

数字时代的治理革命

全球数据治理经验表明，建立“管办分离”的新型治理架构势在必行。

新加坡设立的政府数据办公室（GDO）模式值得借鉴，将政策制定、平台运营、市场监管等职能分设为独立主体，实现权力制衡。

浙江正在试点的“数据银行”改革，通过设立国有资本控股的数据运营公司，探索数据资产市场化路径；深圳前海试行的“数据合规官”制度，通过专业人才介入实现技术治理与制度约束的结合。

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重构利益分配机制，而技术赋能监管亟待突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构建了数据跨境流动的问责制，我国可借鉴建立数据开发利用的“算法审计”制度。同时，区块链技术在招标存证、电子合同存证等场景的应用，能够有效压缩权力任性空间。

除此，特朗普、马斯克通过“政府效率部”正在美国实行的改革，已初步展现未来政府的雏形，或许也是他山之石，可为我们殷鉴。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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