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叶俊明、沈阳师范大学研究专员张祖鸣

2026年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政建立了覆盖财产装入、存续收益、身份转换及终止清算的全生命周期征管体系，将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原则落实为可申报、可核验且可追责的具体规则。新政推动居民财富管理从架构驱动转向真实的资产隔离、家族治理和代际传承需求。还将引导跨境资产配置向标准化产品和持牌渠道集中。

2026年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政建立了覆盖财产装入、存续收益、身份转换及终止清算的全生命周期征管体系，将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原则落实为可申报、可核验且可追责的具体规则。新政通过市场价值计税、年度收益归集、控制关系穿透和资料报送，提高利用离岸信托隐匿资产及延迟纳税的成本，推动居民财富管理从架构驱动转向真实的资产隔离、家族治理和代际传承需求。政策还将引导跨境资产配置向标准化产品和持牌渠道集中。共同申报准则下的涉税信息交换提高境外金融账户及其控制关系的可识别性，经金融情报机构运行的反洗钱情报机制则强化对异常交易和犯罪所得流转的监测，两套制度由此对逃税行为和清洗犯罪所得活动形成叠加压力。现阶段，两套机制原则上分别运行，跨渠道使用仍应坚持用途限定和个案处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目前未将税收犯罪列入上游犯罪，FATF将税收犯罪列入洗钱上游犯罪的指定类别，为我国未来深化两类机制的制度协作提供参照。

离岸信托税收规则的制度闭环

离岸信托通过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将财产名义持有、实际控制和收益归属分置于不同主体，既能实现资产隔离、家族治理及代际传承，也可能被用于延迟确认境外所得或隐藏实际控制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早已确立居民个人就境内外所得纳税的原则，但在离岸信托领域，财产装入是否构成应税交易、存续收益应归属于何人、未分配收益何时纳税及信托终止如何清算，长期缺少专门规则。全球所得原则由此面临从实体义务转化为可执行程序的制度障碍。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同步明确征管程序，制度调整由此覆盖财产装入、信托存续、居民身份转换、死亡承继及终止清算等主要环节。规则适用于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和具有类似功能的法律安排，同时排除受监管金融机构面向不特定客户发行并由投资者独立承担风险的标准化产品。离岸信托因此由一般性的境外所得问题转化为具有明确纳税主体、计算方式、申报期限和资料要求的独立征管事项，居民全球所得原则也获得了适用于信托关系的制度载体。

新政以财产实际来源和经济控制关系确定所得归属。居民个人直接交付财产，或者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实体间接将财产装入信托，只要相关财产由其实际出资、负担或控制，便可能进入税收识别范围。财产装入时，应以市场价值减除原值和合理税费计算财产转让所得，完税后的市场价值成为新的计税基础，相关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信托存续期间形成的利息、股息、红利和财产转让收益，即使没有实际分配，也需按照所得性质进行年度归集和申报，已经依法纳税的收益在以后分配时不再重复缴税。信托终止、居民个人转为非居民及特定死亡承继情形则构成退出规则，境外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性质税款可以依法抵免，五年分期缴税仅适用于信托终止和部分死亡承继确有困难的情形。直接或间接持有25%以上权益，以及在资金安排、经营决策或利益分配方面形成实质控制，均可能触发穿透认定；关联借款、担保和费用代付等经济利益也可能被视同分配。市场价值计税、年度收益归集、退出清算及控制关系穿透相互衔接，形成覆盖离岸信托全生命周期的制度闭环。

居民理财及跨境资产配置转向

税收规则明确以后，离岸信托在居民财富管理中的价值排序将发生变化。过去部分安排将推迟纳税作为主要收益来源，信托资产长期留存能够延缓所得确认，复杂层级还会增加监管识别成本。新政要求持续核算和申报，架构本身能够提供的税收利益明显下降，资产隔离、跨境家族治理和代际传承等实质功能则成为判断信托必要性的主要依据。以递延收益为核心且缺少真实跨境需求的存量信托更可能收缩、终止或进行资产回迁，持有境外经营性资产并承担跨国家族治理职能的信托仍有保留价值，但需要建立完整的原值档案、年度账簿、收益分类及受益关系变化记录。新设信托也必须在财产装入时评估潜在增值和即时税负，居民决策尺度由架构能否搭建转向其经济目的能否长期覆盖合规成本。

税负与现金流不匹配将进一步改变资产选择。非上市股权、不动产和艺术品可能具有较高账面增值，却缺少能够直接用于缴税的现金流；年度收益即使留存在信托内部，居民个人仍可能需要在境内筹措税款。持有人因而需要同时考虑资产估值、收益能力、税款来源和退出条件，长期持有单一非流动资产的信托将承受更强的流动性约束。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重心也会从信托设立和结构设计转向长期合规管理，税务居民身份识别、原值核验、年度估值、境外税收抵免及受益关系监测将成为持续服务内容。机构能否提供完整的数据链条和可审计记录，将直接影响其跨境财富管理能力。

跨境投资需求则会更多转向标准化和可核验渠道。新政排除符合条件的标准化金融产品，有助于降低普通跨境投资产品被误纳入离岸信托规则的风险，境内家族信托、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产品及底层资产透明的金融工具可能因此获得更强吸引力。个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属于经常项目便利化安排，不能直接用于境外证券投资，居民开展境外证券配置仍应通过依法开放的渠道完成。教育、养老、风险分散和全球经营产生的国际配置需求不会因税制调整自然消失，如果合规产品的类型、额度和期限结构无法承接相关需求，部分资金仍可能寻找透明度较低的替代路径。因此，离岸信托监管需要与资本项目开放相互协调，通过有序发放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并完善双向投资工具，为合理的全球配置需求提供稳定出口。

资本流动约束下的反洗钱衔接及人民币国际化

离岸信托税制通过提高非透明转移的成本影响资本流动。升值资产装入境外信托时需要确认财产转让所得，存续收益也不能依靠内部留存持续推迟纳税，利用离岸架构隐匿资产或规避申报的预期收益因而下降。税收成本与被识别概率同时上升，有助于抑制部分灰色资产外移，但税收征管不能直接改变外汇管理边界，也难以独立识别地下钱庄、虚假贸易和非法换汇。资本流动治理仍需税务机关、外汇监管机关、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及刑事执法机关依照各自法定职权识别风险。涉税信息交换着眼于跨境税源核验，反洗钱机制着眼于可疑交易和犯罪所得监测，两套制度并行提高违法行为的发现概率，对借助离岸信托逃税或者清洗犯罪所得的主体形成共同压力。

信息机制使新政具有反洗钱价值。中国自2018年开始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金融机构识别非居民账户和相关控制人后，将账户信息报送税务主管当局，再由不同法域的税务主管当局依照协议开展交换，其制度目的在于跨境税源监管。反洗钱信息则由金融情报机构集中接收并分析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随后依法向有权机关移送分析结果。

该准则将信托委托人、受托人、保护人、受益人或受益人类别，以及其他行使最终有效控制权的自然人纳入控制人识别范围。委托人为实体时，还需识别该实体的控制人，由此为税务机关在金融账户层面识别多层信托结构中的控制关系提供信息基础。境内征管规则要求纳税人在首次申报时附报离岸信托协议、财产明细清单和组织架构等信息，并持续报送年度报告、财务报表、运营收益和收益分配资料。税务机关将依法取得的境外金融账户涉税信息与境内申报资料进行比对后，更容易发现纳税人身份、信托控制关系、财产规模和收益申报之间的不一致。不过，共同申报准则主要围绕金融账户运行，对境外不动产、艺术品和部分非金融实体资产的覆盖能力有限；税务资料能够提供风险线索，洗钱行为的认定仍需证明上游犯罪所得及掩饰行为。税收情报原则上用于税款查定、征收、追缴、执法及涉税诉讼，超出原定目的使用须符合提供方法律并取得提供方主管当局授权。反洗钱情报由金融情报机构接收、分析和移送，跨境交换取得的信息同样受原定用途约束，向其他机关提供或者改用于行政调查、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原则上须取得提供方FIU授权。两套机制通过提高隐匿资产、逃避纳税和异常资金交易的发现概率形成叠加压力，在具有法定依据的特定案件中进行程序化衔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强调取得充分、准确且及时更新的受益所有权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也要求金融机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并报告可疑交易，制度协同应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明确数据用途、证据转换和责任边界。

从人民币国际化看，新政的影响具有明显时间差。短期内，复杂离岸信托的设立和维持成本提高，部分居民可能延缓境外配置或调整资产持有地点，但跨境资金总体变化仍受到汇率预期、市场波动、企业收付款节奏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不能依据单项税收政策直接推导宏观流动规模。长期影响取决于税收透明度与人民币跨境使用渠道能否同步改善。清晰的所得确认和申报规则能够降低监管套利及执法不确定性，如果境内财富管理产品更加成熟，人民币计价的跨境投资工具更加丰富，居民全球配置需求便可以通过透明渠道实现。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优化境内机构投资境外金融市场的渠道并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这类政策能够与离岸信托税收透明化形成互补。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基础在于双向流动、风险识别和规则可信，政策既要压缩隐匿资产和推迟纳税的空间，也应为合法跨境配置保留稳定且可预期的通道。

从执行张力化解到合规秩序形成的制度完善

新政已经建立实体规则和征管程序，具体运行仍将面临估值、资料取得、境外抵免及跨境协作方面的压力。非上市股权、不动产和艺术品缺乏连续市场报价，少数股权折价、控制权溢价和流动性折扣又会影响公允价值，较早设立的信托还可能缺少完整的原值凭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允许税务机关在价值资料缺失或者申报价格明显不合理时转请专业机构评估，但评估基准日、机构选择及异议处理程序仍需细化。不同法域还可能分别以受托人、信托实体或受益人为纳税主体，境外税款能否认定为居民个人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性质税款，需要结合税种属性和法律责任判断。后续规则应明确估值方法、汇率折算口径、常见境外税种清单和证明材料标准，降低重复征税及地区执行差异。

数据协同也需要兼顾监管效率和权利保护。税务机关、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及外汇监管机关应依照各自法定职责和信息原始取得目的处理数据。国内机关之间的协作须具有明确法律依据，跨境交换信息需要改变用途或者转交其他机关时，还应取得提供方主管当局或FIU的授权，并履行个案审批、权限控制和过程留痕程序。相关情报在完成法定证据转换以前，只宜用于风险识别和案件线索。信息管理制度还应明确访问权限、保存期限和纠错程序，并记录数据来源及处理结果。FATF关于税务犯罪上游犯罪化的要求及多数法域的实施经验，为中国完善税务执法和反洗钱协作机制提供了比较法依据。未来若税务机关与反洗钱机构之间建立更明确的信息使用规则，两套机制可以在限定目的、分级授权、来源保密、提供方同意和证据转换等条件下加强个案协作。相关立法及配套程序形成以前，税收情报与FIU情报仍应按照各自制度运行，跨渠道使用继续采取法定授权下的个案处理方式。监管资源还应按照真实风险分类配置，对缺少实质运营、关联利益输送频繁、控制关系刻意隐藏且资料长期缺失的结构加强穿透核查；对具有跨境经营需求、家庭成员分布于多个法域或者承担公益目的的信托，则应在估值沟通、材料补正和税收抵免方面提供明确指引，使监管强度与风险程度相匹配。

合规替代决定新政能否形成稳定闭环。境内家族信托的税收规则需要逐步明确，持牌金融机构应增加底层资产透明且能够持续估值的跨境产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和人民币跨境投资工具也应适应居民合理配置需求。专业服务机构则应建立覆盖居民身份判断、财产原值核验、年度申报、境外抵免和退出清算的标准流程。总体而言，新政将居民全球所得原则转化为覆盖离岸信托全生命周期的具体制度，通过市场价值计税、年度收益归集、控制关系穿透和资料报送提高隐匿资产及持续推迟纳税的成本，同时推动信托价值回归风险隔离、资产治理和代际安排。分类监管提高风险识别精度，程序细则降低执行成本，合规产品承接真实跨境需求，三者共同作用，才能形成从所得归属明确到财富行为调整，再到金融秩序改善和开放质量提升的完整逻辑闭环。（陈捷、张海韵、王世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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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