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桐

“该拿什么拯救我的未来？”倘若把这个问题抛给大文豪苏东坡，他的答案或许只有一个字：书。

晚年的苏东坡居住在海南岛西部，手边仅有寥寥几册书，他便将这有限的典籍反复研读。鲜少有人知晓，苏东坡当年还曾跨海求借藏书，既以此排遣胸中愁闷，又借以研学著述。

苏东坡在海南居留三年有余，之后北归中原。往返途中，他除了寓居开元寺，也曾借宿于浮粟泉边。

《舆地纪胜》记载：“昔东坡寓东坡台与双泉。”文中的“东坡台”，即开元寺门前的东坡台；“双泉”，指洗心泉与浮粟泉。

苏东坡素来书不离手，行止所至，总要想方设法寻来书卷阅读。

他当年在浮粟泉畔的读书旧址，于北宋末年建起东坡书院。这座书院历经数次更名、迁址，后来随着五公祠修建，原有建筑遭到损毁，这座最早的东坡书院也就渐渐少为人知了。

如今，为岛内外人们所熟知的是位于儋州的天南名胜——东坡书院。据《儋县志》载，该院并不是东坡到儋州的第二年所建，而是载酒堂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重建时，人们将城西桄榔庵旧址的东坡像等物移入，改称“东坡祠”，又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重修时，更名“东坡书院”。

苏东坡在海南岛期间，既没在海口东坡书院待过，也没在儋州东坡书院待过。他初到儋州，先居伦江驿旧官屋，被逐出后，便一直居住在桄榔庵。

黎子云兄弟旧宅作为儋州学子“载酒问字”的载酒堂，只是苏公私人讲学之地，苏东坡读书和著书都在其居住处。

那时的海南，不但土地未曾开垦，而且精神食粮奇缺。苏东坡在儋州安顿下来时，没有肉吃，又因病痔忌腥怕咸，不想买海鱼。在不食鱼，又吃不到别的肉的日子里，他腹空，心也空。

去往海南岛时，苏东坡没有携带书籍，无书可读。后来琼州海峡北岸的苏辙来信，劝其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节省精神，不要读书，故而他经常清坐。这种窘况，苏东坡曾写于诗中：“病怯腥咸不买鱼，尔来心腹一时虚……”

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苏东坡来说，无书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百般发愁之际，他与知军张中前去拜访秀才黎子云，见其家里有几册柳宗元集，立即借回，终日诵读。之后又向当地其他读书人寻书，甚至向求学的学子借书，并向岛外朋友求助。

“……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矣……”

从《与程全父》中，可知苏东坡生活的寂寞和对书籍的渴求程度。在儋州，他既无谈心的人，也没多少书籍可读，只有陶渊明一集和柳子厚诗文数册，放在身边，就像两位“朋友”。得到程全父寄赠的“清深温丽”诗文后，他便将其与陶、柳之书合称“三友”了。

许彦周说，苏东坡观书：“亦须著意研穷，方见用心处耶！”也许正是由于手头书籍有限，没有别的书分散注意力，他才得以“日夕玩味”，与作者神会，始生欢喜。史家有论：唐代柳宗元的作品，在其去世后的几百年间一直不被文坛重视，直到碰到苏东坡，才被重新“发现”，幸入“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占得位置。而“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真正被文人认可并推崇备至，同样始于苏东坡。

随着生活更加安定，苏东坡的时间好像也多得无法打发。他有意用著述来排遣忧患，渴求拥有更多书籍。当接到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郑嘉会来信，说有书千余卷，将托舶装运到海南，借给他时，他激动万分，当即按陶渊明一首诗的韵脚追和一首，以示诚谢：

我非皇甫谧，门人如挚虞。

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

欲令海外士，观经似鸿都。

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喻。

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

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

念君千里足，历块犹踟蹰。

好学真伯业，比肩可相如。

此书久已熟，救我今荒芜。

顾惭桑榆迫，久厌诗书娱。

奏赋病未能，草玄老更疏。

犹当距杨墨，稍欲惩荆舒。

在这首《和陶赠羊长史》中，苏东坡用了一些典故，如晋代皇甫谧向武帝借到一车书、三国时期好学的袁遗为后世称赞。他在诗中表示不愿像《汉书》里的杨雄那样写劝百讽一的文章，亦不愿搞脱离实际的高深学问。

苏东坡为不用出酒而得书，能温习读过的书和读经典而高兴。当然，他积习已成，至老也不愿放弃学习、放弃建功立业的机会，说自己未能超脱，有迷书的毛病，什么时候都需要书，犹如病与药总是在一起一样。这难免让人读出“书痴”的味道。

郑嘉会借书给他，先后两次都是托广州何德顺经手的，船本不多，书又笨重，寄运甚费时日，真是无可奈何之事。

元符二年（1099年）五月，大量书籍运到儋州，苏东坡和他的儿子苏过忙着将书编排整齐，列诸座隅。他还特地向郑嘉会写书报谢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史满前，甚可与语者也。著书则未，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

有了必要的书籍，尤其是参考书后，苏东坡开始整理黄州所作《易传》的未完稿，续撰《书传》和《论语说》。

这三本书是苏东坡耗时费力的心血之作。他颇以此为许，并认为是他个人成就的巅峰之作，“觉此生不虚过”。原来广借书籍，除了满足精神需求之外，还是为了完成传经之志，这正是苏东坡的用心所在。

苏东坡爱酒、爱诗、爱书、爱自然、爱生活。他将心比心，深知文人对书籍的珍爱。故而在信中表示：一定要还书。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宋徽宗随即即位，大赦天下。同年六月，苏东坡渡海北归之前，把向学子姜唐佐借来的《烟萝子》《吴志》《会要》等典籍，写信一并归还。

向郑嘉会借来的书籍同样需要归还，可苏东坡不知他身在何处，只得托人海运书信交给长子苏迈，嘱咐其寻访郑嘉会的踪迹，务必把书归还。行至途中，他才从雷州张君俞那里得知，郑嘉会已然去了别处。

近千年过去，人们或许不能再真切地感受到苏东坡当年的忧虑与诸多遗憾，却仍能透过他留存于世的文字，想象他为书籍奔走忙碌，安于一星灯火之下静静阅读和激情挥毫的景象。

斯人已去，高山仰止，如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