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好莱坞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赞达亚最近在电影《奥德赛》的宣传路演时被问起喜欢的书和作家，她脱口而出：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她是迄今122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第一位、也是唯一的非裔女性。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莫里森系列作品的全新中译本，包括她的大部分代表作：《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爱》《宠儿》《爵士乐》和《天堂》。

莫里森在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宠儿》和《所罗门之歌》早在1990年代末就被译介到中国。当时，莫里森小说所涉及的多种族混居的移民社群，被歧视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歧视者的价值观念并斩断自身族群的文化传统，这些主题对中国读者来说尚且是遥远的。30年过去，莫里森在2019年以88岁高龄去世，她全部写作所探讨的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没有翻篇，很可能更尖锐了。当社交网络充斥着对黑皮肤美人鱼和黑皮肤海伦的嘲讽，《最蓝的眼睛》这部初版于1970年的小说在半个多世纪后重新爆发出犀利的时效性——到底是谁定义了“美”和“丑”？那些根深蒂固的偏好和厌恶是怎样被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此时此刻，是时候和托妮·莫里森“重逢”了。

她看到比苦难更复杂的现实

译者赖小婵在翻译《最蓝的眼睛》时，经常会听莫里森在世时的访谈和朗诵音频，作家的声音让她感到安稳可靠，一如小说的行文。莫里森在39岁这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她持续写了5年，之前没有想过要出版。动笔写《最蓝的眼睛》时，莫里森刚结束一段婚姻，她怀孕且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前夫不留赡养费地回了牙买加。她供职于兰登出版社，工作地点是纽约州中部的小城，她在当地没有朋友，孩子又小，她用写作打发孩子睡着以后的漫长夜晚。她是自己唯一的读者，也从不想象作品出版以后评论家会怎样点评，她得到了写作者的自由，并且从拮据孤独的生活中拯救了自己。

文学研究者、读书博主史靖澜注意到莫里森显著地不同于20世纪中期黑人民权运动中活跃的黑人男作家：马尔科姆·X号召同种族的创作者以矫枉过正的方式书写黑人经历的苦难；詹姆斯·鲍德温从法国回到美国，他痛心于黑人群体内部的相互糟践；理查德·赖特是美国共产党员，他写一无所有的底层黑人在资本结构里的抗争。

莫里森从一开始就游离于上述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斗争式写作。她出生并成长于俄亥俄州北方、伊利湖边的小城，《最蓝的眼睛》的故事背景地也是这个地区。南北战争爆发以后，大量黑奴从南方的种植园逃亡北方，来到靠近加拿大边境的工业城市务工。莫里森的祖辈、家人是在北方大城市克利夫兰附近谋生的产业工人，她生长的社区是东欧人、犹太人、加勒比地区移民和美国黑人混居的多种族社群。在《最蓝的眼睛》里，女孩佩科拉的父母从南方的州逃难来此地，一家人租的门面房房东是希腊人，镇上的杂货店老板是波兰犹太人，猥琐的牧师来自西印度群岛，是个混血，他的祖上是个无耻的英国白人。莫里森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从女性的角度看到一个多元的、族群混杂的小社会，这一点极具前瞻性，甚至领先于半个世纪后的同行，她看清了远比苦难更纷繁复杂的现实。她的小说像摆满小商品的杂货铺，看似琐碎、不起眼，但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丽的蓝眼睛vs丑陋的黑皮肤

童年的莫里森是享受了“幸存者偏差”的孩子，她的成绩非常好，被家人和老师保护得很好。直到学校里的玩伴偶然跟她说起“想长一双蓝眼睛，因为蓝眼睛更美，讨人喜欢”，这段小女孩之间的闲话成了落在她心里的一根刺。莫里森有意识地思考“歧视”这件事是在进入大学时，她发现黑人学生社团里流行“牛皮纸测试”，社团的录用标准是用牛皮纸袋比对肤色，在黑人学生群体中，不同的肤色深度划分出高下不等的阶层。

《最蓝的眼睛》写到出身富裕家庭的混血女孩莫琳，长着一双蓝绿色的眼睛，她和白人姑娘们一起做作业、玩耍，被所有的老师疼爱；写到黑人姑娘杰拉尔丁拉直了她的一头卷发，主动参加教堂唱诗班，学习白人清教徒的节俭和坚忍，她不许儿子和黑人孩子玩耍；写到佩科拉的母亲在白人家庭帮佣，温柔地照顾白人小女孩，却每日呵斥自己的一双儿女；写到伤心的佩科拉去杂货店买糖，糖纸上印着的图像是金发碧眼的孩子，她看着糖纸广告的孩子、母亲照顾的女孩和人见人爱的莫琳，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不幸来自“丑陋的黑皮肤和黑眼睛”，她幻想拥有一双蓝眼睛，生活就会好起来。

佩科拉不是个例，《最蓝的眼睛》不是莫里森写身边的故事，她写弥漫在黑人社群中的代际相传的自我厌弃，黑人努力扮演白人并因此划分三六九等，她写如同空气一般存在于生活中的社会价值观念。

赖小婵在翻译《最蓝的眼睛》时，研究了莫里森和小说里佩科拉同龄时的美国社会环境，她发现在1940年代，一位黑人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那时市场上没有黑皮肤的布娃娃，心理学家把白色的洋娃娃染成黑色，然后让小学生在白娃娃和黑娃娃之间选择，哪个好看？结果，绝对多数的黑皮肤孩子选择白娃娃。

《最蓝的眼睛》明面写一个贫穷黑人家庭的女孩被暴力摧毁，然而撕碎佩科拉的暴力不只是来自父亲的侵犯，真正凶悍的隐形暴力是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方方面面对孩子们的塑造，他们对美、爱、体面和道德的认知，来自看不见的灌输，“歧视”内化成一个族群和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记忆。莫里森借着小说的叙述者、另一个黑人小姑娘克劳迪娅表达了愤怒：“为什么必须喜欢金发碧眼的白色洋娃娃？为什么黑人踢踏舞巨星比尔罗宾逊的银幕搭档是秀兰·邓波儿，而不是任何黑人孩子？”克劳迪娅从没有机会公开表达她的想法，这是一个孩子沉默的抗议。

赖小婵把《最蓝的眼睛》和莫里森后续的很多作品比作“一面让人不愉快的镜子”，这面镜子最初是向美国人举起的，但是到今天，她让全世界的人对着这镜子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人们眼中的“正常”没有问题吗？

谁在“看”？谁“被看见”？

史靖澜认为《最蓝的眼睛》是很妙的书名，这个名字也是莫里森写作的“原点”。她没有把主题落到“白皮肤”或“金头发”，而是强调“眼睛”，这是“观看”的器官，莫里森的全部作品指向主动的“看见”。

1950年代，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发表《看不见的人》，引起巨大反响，小说出版第二年即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看不见的人》的主角用暴力反抗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作为人的独立性，他以此反抗在白人社会里“不被看见”。当时正在大学文学系就读的莫里森既不认可这本小说的价值，也不认可艾里森的立场。她提出，“要求白人看见”这样的创作观念源自一种隐藏很深的自卑，黑人仍把自身的族群、历史和文化看作需要被认知的客体。她对于“被看见”这个概念表达了骄傲的蔑视：“我为什么要在乎白人看得见或看不见？他们看不见又怎样？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黑人的文艺开创着一个美丽、富饶的世界。”

莫里森认同鲍德温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批判，她形容这是一本表达抗议、文学性有局限的社会运动手册，黑人作家们持续“被凌辱、被奴役”的苦难叙事，无异于作茧自缚。在《最蓝的眼睛》之后，她的《所罗门之歌》《宠儿》《爱》，一部比一部更有叙事的强度和力度，她在这些小说里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使黑人被迫承受着奴隶的身份，被压迫者的命运里不是只有畸形的苦难，他们也会爱，也会生活，受苦的人同样是有着复杂性格的正常人，甚至，苦难者在抗争以后也会堕落。莫里森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年后发表暮年力作《爱》，当时美国主流文学评论奚落：“这个老太又在写一群人爱来爱去的狗血故事。”时过境迁，史靖澜赞美《爱》是21世纪的黑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从来没有人像莫里森这样，关注到黑人如何创造又失去了黄金时代，他们得到过一切又挥霍了，最后剩下什么？”

赖小婵被莫里森小说语言的音乐性格外打动，这种音乐性在黑人男作家的作品中几乎不存在。她认为这来自黑人女性抚养后代时，她们用吟唱带给孩子爱的传递，也制造了民族文化在亲子代际之间的口头传递，这造就了莫里森的语言和叙事。作为译者，她总结道：“莫里森是很自信的故事讲述者。哪怕直到今天，很多黑人作家仍然想象着白人怎样凝视自己。然而莫里森对白人世界和更大的外部世界带着‘愿者上钩’的骄傲。她在她的世界里讲好她的故事，哪怕她知道自己是边缘的，但只要有人有兴趣看过来，那个边缘也会变成中心。”

原标题：《与托妮·莫里森重逢：谁的眼睛在看？谁决定了美？》

栏目主编：邢晓芳

来源：作者：文汇报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