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本文刊载于2026年9月6日《文汇报》第7版

1948年，65岁的雅斯贝尔斯决定接受巴塞尔大学的邀请，离开工作学习四十余年的海德堡。此举在德国招来了诸多非议。许多人指责他为了个人利益在国家重建的关键时刻背弃德国，是临阵脱逃者。在一封致海德堡友人、同事、学生乃至德国同胞的公开信中，雅斯贝尔斯解释道：“瑞士的自由和人文精神，以及青年时代便令我倍感亲切的巴塞尔人物：布克哈特、尼采、奥弗贝克，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巴塞尔的吸引力固然由来已久，但真正推动其出走的，还是他与纳粹主义的长期对峙，以及对德国学术环境的彻底失望。

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执教、生活了约21年。其间，他完成了《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大哲学家》《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等重要作品，形成了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哲学史叙事的“轴心时代”论，以及基于普遍交往的世界哲学体系。

巴塞尔的橄榄枝

1937年，随着纳粹反犹政策的升级，雅斯贝尔斯被迫提前退休，告别了海德堡大学的讲台。此后，他与身为犹太人的妻子长期生活在紧张和危险之中。1941年1月，巴塞尔自由学术基金会以1万瑞士法郎的年薪，邀请雅斯贝尔斯赴巴塞尔大学开展客座讲座。雅斯贝尔斯立即接受了邀请，并向当时的帝国教育部提交申请，希望能够获得为期两年的出访许可。然而这份申请却因外交部的干涉被拒绝。此后，巴塞尔方面为雅斯贝尔斯保留了这份邀请，并试图通过相关渠道，就此事与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进行沟通。1942年，魏茨泽克派遣特使通知雅斯贝尔斯，其本人获准出访，但其妻子却不得陪同。雅斯贝尔斯最终选择跟妻子一起留守海德堡，共同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危厄。

战争结束一年后，1946年，雅斯贝尔斯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埃德加·萨林（Edgar Salin）来访，并转交了巴塞尔方面的讲座邀请。萨林曾求学于海德堡大学，师从马克斯·韦伯之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时任巴塞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面对这份邀请，雅斯贝尔斯倍感踌躇，他深知对方想借机商谈聘任事宜。恰好此时日内瓦某个国际学术会议也邀请了他，于是他便以健康为由婉拒了巴塞尔，自言无力连续承担两项学术活动。次年，萨林再次带来了巴塞尔的邀约。雅斯贝尔斯又企图以海德堡大学的工作和职责为由进行推脱。萨林劝他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因为巴塞尔大学很可能不会再给他递橄榄枝了。一番权衡之后，雅斯贝尔斯决定应邀前往。1947年7月，他在巴塞尔举办了五场讲座。其间，阿道夫·菲舍尔（Adolf Vischer）代表当局征询了他的意向。菲舍尔是雅斯贝尔斯的仰慕者，亦是其入职巴塞尔大学的重要推手。1934年，他曾拜访过雅斯贝尔斯，后来又积极推动巴塞尔大学向之发出学术邀请。有趣的是，菲舍尔的祖父威廉·菲舍尔-比尔芬格（Wilhelm Vischer-Bilfinger）曾引荐尼采入职巴塞尔大学。作为尼采研究专家，雅斯贝尔斯此番竟由菲舍尔-比尔芬格之孙引荐入职，堪称一段奇妙的学术因缘。

1947年12月，巴塞尔大学的聘书如期而至。雅斯贝尔斯后来回忆说，他与妻子当时皆欣喜若狂。“时隔12年，这份聘书终于证明，我在这个世上并非毫无价值。”长期与纳粹主义对峙的郁气一扫而空。1948年3月，雅斯贝尔斯夫妇被一辆巴塞尔警车接走。身后留下的是争议和批评，而眼前展现的却是对陌生学术环境的期待。

对单一文明垄断的根本否定

雅斯贝尔斯于1948年秋季学期在巴塞尔大学正式开课，讲授“历史哲学问题”。这门课吸引了158名选课生与63名旁听者。随后几年的课程也主要围绕着哲学史展开，涉及古希腊哲学、神话哲学、基督教哲学、政治哲学、启蒙哲学等。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构思一种“哲学的世界史”。其矛头指向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自由本质从“自在存在”上升为“自为意识”的具体进程。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中，他将东方文明判定为世界精神的预备阶段——自由作为实体性的普遍本质虽已“自在存在”，但尚未被个体的自我意识所自觉反思。真正的历史发端于希腊城邦的个体意识的觉醒，经由罗马法对普遍人格的抽象确立，最终在日耳曼世界（以宗教改革所开启的内心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制度化伦理为双重支柱）实现其自由概念与现实性的完满合融。黑格尔历史观充溢着欧洲精神的自我颂扬，以及对非欧洲文明的偏见与傲慢。

雅斯贝尔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有着切肤之痛。他意识到黑格尔以来既有历史叙事的内在局限。1946年9月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他作了题为“论欧洲精神”的学术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及“世界历史轴心”，即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间涌现且影响至今的人类文明多元结构（以中国、印度、希腊为代表）。雅斯贝尔斯认为，二战以后欧洲精神亟待重塑，“欧洲的自我意识已不同往昔”。因此，有必要回溯历史，重新将欧洲视作“诸文明形态里的一种”。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欧洲，而不是用欧洲的眼光来看世界。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里，雅斯贝尔斯对该思想作了系统的阐释。《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既是雅斯贝尔斯从存在哲学转向世界哲学的奠基之作，亦是其“哲学的世界史”研究计划的导论篇章。他认为“轴心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普遍有效的意义坐标。中国、印度、西方各自独立完成伟大的精神突破，塑造了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基本格局，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单一文明垄断历史意义的可能性。

突破欧陆哲学的藩篱

雅斯贝尔斯认为，随着技术统治的不断深入和全球交往的日趋紧密，人类命运早已休戚与共。因此，如何搭建跨文明对话的精神框架，成为亟待解决的哲学问题。

在《哲学自传》（1953）中，他指出，我们正“从欧洲哲学的夕照走向世界哲学的黎明”。“世界哲学”是雅斯贝尔斯后期思想的统摄性框架。其根本任务并非对历史趋势的经验归纳，而是确立一个能够面向未来的规范性目标，即在承认文明多元性不可化约的前提下，构想一种根植于普遍交往、自由协商和精神共通的世界统一体（Welt-Einheit）。

“世界哲学”旨在引导个体突破民族与地域的视域局限，在自身实存的生存决断中，走向世界公民的精神立场。以此立场为前提，不同文明间才可能展开平等、本真的普遍交往。“交往”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从来不止于单纯的思想对话，更是实存与实存之间“爱之争”的本真实践。人只有在交往中才能成其为人，而真理也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得以显现（真理本质上就是交往性的）。

如果说普遍交往——作为“爱之争”的本真实践——是“世界哲学”从抽象规范通往现实领域的桥梁；那么世界公民——作为普遍交往的践行者和跨文明精神对话的人格承担者——就是桥梁得以架设和贯通的人格根基和行动力量。普遍交往与世界公民共同构成了雅斯贝尔斯在纳粹极权之后重构人性尊严的伦理基点。

无可否认，只有在巴塞尔，雅斯贝尔斯才真正突破欧陆哲学的藩篱，走向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实践性的世界哲学。他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先后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荣誉院士。出于对巴塞尔的认同，1967年6月，他选择放弃德国国籍，入籍瑞士。不到两年后，1969年2月，雅斯贝尔斯与世长辞，安葬在巴塞尔中央公墓，与其所敬仰的布克哈特相伴。这座莱茵河畔的历史文化名城，终究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作者：韩王韦（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