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走了，让人心疼。

也许窦唯或者张楚离开的时候我也会悲伤，但不会是这种心疼。“魔岩三杰”中，他是我唯一认识的。

2004年的一个秋日下午，我为我的一本摄影集约了他在三里屯拍照。之后我们偶尔会通个短信，2005年他问我：伟棠，能不能给我新歌写点歌词？我说没问题，把曲子发来吧。但他没有发，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对话。

我离开了北京，照片上那些金黄的银杏叶、何勇嘴角轻微的笑、他坐着的那辆自行车，就是我心中北京最后的好时光。

为什么心疼，因为何勇就代表了我爱的某个北京的模样，麒麟儿，浑不吝，动辄愤怒，动辄伤感，基本真诚，偶尔嬉皮。他唯一一张专辑的副标题是“麒麟日记”，这日记中止了，但麒麟呢？孔子“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难道前卫最终都只会变成道穷的象征——无论2500年前还是当下。

1994年那三个被推上红磡体育馆舞台的不合时宜者，我更愿意称他们为“魔岩三诗人”。 他们仨都是艺术家，被娱乐业包装成魔岩三杰捆绑销售，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不幸。

幸运者，被广大群众接触到他们的才华以及性情，让中国对摇滚的“个色”有了心理准备，无论是窦唯的清高不合作、何勇的狂狷、还是张楚的孤绝，都是中国主流音乐圈或娱乐圈罕见的。

不幸的是，娱乐传媒更关注他们的形象和事件，而不一定是音乐和内涵。

但我们来看看何勇的歌词。“这个问题那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里的悖论；“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里的移就与反讽——这是中国真正的朋克诗，远早于后来所谓“废话诗”那些不痛不痒的撒娇。

他那把木吉他和他父亲何玉生老师的二胡，无论放在过去现在都不摇滚不朋克，但他的叛逆和尖锐，也远胜如今摇滚综艺节目那些酷炫乐器和舞美支撑的犬儒。

哪怕是表面温情怀旧的《钟鼓楼》，也隐藏了1990年代的诸般矛盾：“他们正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说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何勇的脸色和谁一样就意味着他站在谁那一边，虽然他的原生北京人身份可以站另一边。《姑娘漂亮》更是通过最简单的一个对句，暗示了欲望和权力的难分难舍，而很明显何勇和他的听众不是后者。

因此何勇是中国第一代朋克无误，他用最野蛮的方式给我们所谓的文明下诊断，如此武断，却如此准确，所以令我们绝望——尤其是貌似轻松的《聊天》结尾那句“你就像我亲爱的爸爸/你说话，我回家”，预示了朋克的屈从，约等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的被教育。

但还应该记得他那首最动人的《幽灵》，那是朋克疯狂灵魂的底色，他就像东正教传说中的圣愚者，游荡在那垃圾年头，白天里打灯笼找不到一个人。如果说张楚是预言家、窦唯是巫师，何勇试图成为三诗人中的审判者，这个审判者曾以倨傲少年的面目出现，但最终垂目为时代安魂。

“朋友们，你们听到这个是《幽灵》。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民族乐曲，我为它取名叫《幽灵》，给它改编了。感谢原来的原作者。我把它送给在我生命中出现的许多很重要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个世界，我很想念他们。这是一个礼物，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与我共舞。”宋词往往有小序，透露一些和现实关联的秘密，何勇这段话就是无词之歌《幽灵》的序。他说这是一个礼物的时候，也意味着：反过来他和我们都是接受幽灵的礼物的人，幽灵以牺牲换来了给幸存者的安魂。

何勇必然对死者有更复杂的感情，因为死者很可能就是他的同学、发小、亲人，所以他的歌有别于其他艺术家的旁观。但正因为此，万般悲情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有了一首无词歌《幽灵》，比崔健《最后一枪》只有一句歌词还要决绝，何勇的安魂曲是一遍一遍地重复、回旋的，它无处安放、永劫回归。

但那旋转、荡漾的哀乐蔚蓝如海，让我想起何勇最早穿成时尚符号的海魂衫。1994年的红磡体育馆，香港人不知道海魂衫的意义，但他们曾经在电视里看到过类似的条纹和一样天真烂漫的神情。

所以，当何勇对香港传媒说出那句貌似挑衅的话“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都是小丑”时，并没有引起香港乐迷的群情汹涌，因为河水不犯井水，前往红馆的“Rock友”（香港彼时对摇滚爱好者的称呼）说不定内心也跟何勇一样想。

21世纪初的各种摇滚音乐节的少年们也不知道海魂衫的意义，但只要他们穿上，就站在了何勇、万晓利、张玮玮和我这一边——我不会天真地那么认为，在2008年一次音乐会的报道上，我如此写到他们的快乐：“恍恍惚惚、无忧无虑，这是一种被去势者的快乐，我在许多宠物的脸上看见过。而流行摇滚音乐在反叛外表下面隐藏的妥协性，恰恰和这种快乐共鸣。”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听何勇在台上唱《姑娘漂亮》。

那么海魂衫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清洁的精神？是清贫的安然？是莫欺少年穷的自傲、孤勇？现在我们已经不能起何勇而问之，我在2008年还穿过一次的那件海魂衫，也早已束之高阁。

何勇并不快乐，也不安逸，他折腾的一生，令他意外保存了我们曾经最重视的四个字：少年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