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沈曼 李晨

今年8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中国大陆热映。电影讲述了在战火笼罩的中东地区，中餐馆老板徐福逐渐被卷入冲突，并最终走上救助当地儿童的道路的故事。这些儿童被极端组织控制和利用，征作儿童兵，充当恐怖袭击的工具。

同样是在这个8月，电影的情节也映照进了远在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该国被卷入“儿童兵”和“中东战争”的议题之中。8月24日，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报告称，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和叛乱团体越来越多地招募儿童，并利用他们执行可能致命的任务，包括驾驶装载炸药的无人机。早在8月初，就有报道称哥伦比亚雇佣兵曾在苏丹、中东等地协助当地武装力量训练“儿童兵”。

实际上，“儿童兵”是哥伦比亚持续存在数十年的严重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6年的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间，哥伦比亚“儿童兵”人数激增300%，平均每20个小时就有一名儿童“被武装”。在历史与现实交错之间，“龙餐馆”、“中东战争”、“儿童兵”、“哥伦比亚”等一系列关键词使得这个南美洲国家经历了真正的“黑色八月”。

保护儿童远离武装冲突的重重法律规制

当前，哥伦比亚的“儿童兵”问题受到国际法、区域法和本国法的三重规制。哥伦比亚宪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特定国际人权法，如《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与宪法正文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在国际法层面，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机制将“招募和使用儿童”列为武装冲突中针对儿童的六项严重侵害之一，并通过监测、报告和责任追究机制推动相关规范落实。经过数十年发展，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包含国际人权法、国际劳工法和国际刑法在内的一整套儿童兵治理规范。

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作为保护儿童的基础规则，承认了该群体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脆弱性。1977年的《日内瓦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分别做出规定，明确在国际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禁止未满15岁的儿童被招募进入武装组织或参加敌对行动。2000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OPAC）将“禁止儿童兵”的年龄线修正为18岁。

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第182号《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从禁止强迫劳动和儿童剥削的角度补充了这一体系，将“强迫或强制招募儿童用于武装冲突”列为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从而将“儿童兵”的禁止从战时扩张至和平时期。国际刑法则将“儿童兵”治理从国家义务推进到个人刑事责任。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招募15岁以下儿童兵”定为战争罪。2012年，国际刑事法院在卢班加案中首次作出有罪判决，将条约文本转化为实践。

在区域法层面，《美洲人权公约》第19条规定，未成年人有权获得其家庭、社会和国家基于其身份所应给予的保护。美洲人权法院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国家的积极保护义务，即国家不仅不得直接侵害儿童权利，还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儿童遭受个人或非国家实体的侵害。

在本国法层面，哥伦比亚政府依据和平协议建立的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JEP）将儿童保护规范进一步落实到司法审判与责任认定之中。该机制持续调查、认定和审理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成员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罪行，并对其中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行为追究责任。其中，第07号宏观案件专门调查冲突中的儿童招募和使用问题，持续推进事实认定、责任确认与司法审理。2024年，JEP在第005号裁定中认定，前FARC秘书处成员进行了五种犯罪，其中两种涉及针对儿童的性暴力与生殖暴力。2026年3月，进一步调查发现了前FARC原高级指挥官参与上述行为的证据，表明性暴力与生殖暴力同该组织的权力结构、军事控制和等级服从关系存在内在联系。

“儿童兵”案件频发的冷酷现实

2016年，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与哥伦比亚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终结了长达50余年的内战。然而，儿童兵问题未随之消失。哥伦比亚其他武装组织，如民族解放军（ELN）、FARC异见派、“海湾帮”等仍继续招募“儿童兵”，行为特点变得更加碎片化、地方化和隐蔽化。

联合国儿基会指出，2019年至2024年间，哥伦比亚已有超过1200名儿童被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仅2024年，联合国核实哥伦比亚发生453起“儿童兵”案件，较2023年增长64%。哥伦比亚人权监察署（Defensoríadel Pueblo）记录，2025年共有410名儿童和青少年遭到强迫招募，其中51%来自原住民群体。2026年1月至5月，该机构登记了51起“儿童兵”案件。由于程序、方法论设计、调查行动障碍、被调查者诚实度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失踪、迁移或死亡的“儿童兵”数据以及非战斗位置的女童可能没有被纳入统计之内。

哥伦比亚的“儿童兵”问题在印第安群体和偏远边境地区更为严重。尽管印第安群体仅占哥伦比亚总人口约4%，但是在2021年到2025年的“儿童兵”案件中，有近一半涉及印第安儿童。与之相对应的是，非裔哥伦比亚“儿童兵”数量占5.4%，与非裔人口比例（6.8%）大体相当。在这些“儿童兵”中，57%来自西南部的考卡省（Cauca）。该省拥有哥伦比亚第二大印第安人口，是极度贫困的省份，还是FARC的最大异见派“中央总参谋部（EMC）”的重要据点。哥伦比亚人权办公室表示，与其他地区相比，边境地区的“儿童兵”问题更为严重。由于国家领土控制和公共服务供给较为薄弱，许多印第安社区既难以获得充分的国家保护，又长期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困境。非法武装团体利用印第安社区多重脆弱的处境，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发展印第安儿童为“儿童兵”。

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除了在极端组织设立的“学校”接受训练，被派去前线充当人体炸弹，主人公赛夫在美军监狱和极端组织“学校”参与厨房劳动是另外一种“儿童兵”的雇佣形式，这种卷入武装冲突的方式相较于前线作战更加复杂隐蔽。除了被直接派往前线，“儿童兵”也可能被用作侦察、守卫、通讯、搬运、厨师、向导和人体盾牌。女童可能在“妻子”、“照料者”等身份掩护下遭受强迫婚姻、性奴役和其他性暴力。在哥伦比亚，非法武装组织开始训练“儿童兵”操作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甚至组织“儿童兵”进行毒品生产和贩运。武装组织和贩毒集团还频繁利用TikTok、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通过美化暴力生活的帖文或虚假工作承诺，引诱和招募“儿童兵”。

来自穷乡僻壤与不法之地的“儿童兵”们

首先，儿童兵问题与国家治理能力相关。虽然哥伦比亚政府与FARC签订和平协议已经十年，但在考卡、乔科等偏远农村和边境地区，非法武装团体和贩毒集团依然存在，毒品生产、走私和采矿等非法经济活动依然活跃。非法经济活动为犯罪团体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来源。同时，政府力量难以进入相应地区，导致儿童保护等公共服务缺位。尽管哥伦比亚为解决“儿童兵”问题制定过严厉的法律政策，但仍然难以适应武装团体分散化、地方化以及利用社交媒体招募“儿童兵”等新变化。在行动计划不足、专项预算短缺、监督机制缺位、执行权力孱弱等多重原因下，纸面政策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央政府虽设立国家即时行动小组可以处理零星个案，却难以应对覆盖整个学校、社区或大规模儿童群体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非法武装组织的发展加剧了“儿童兵”问题。FARC解散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导致民族解放军（ELN）、海湾帮、FARC异见派等多个非法武装组织在边境地区争夺贩毒路线、古柯种植区和非法采矿点。与过去主要由少数大型组织主导的武装冲突不同，当前非法武装割据更加分散。非法武装组织通过威胁社区领袖、制定地方规则、限制居民流动和控制非法经济，在建立事实上“统治”。2024年，哥伦比亚全国1104个市镇中有790个存在武装团体活动，占全部市镇的71%。非法武装势力在地方层面的广泛扩张与碎片化创造了极大的“儿童兵”需求。

最后，贫困为“儿童兵”问题提供了土壤。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极端组织以食物、住所和教育机会为诱饵，将无家可归的儿童发展为“儿童兵”的情形相同，哥伦比亚也存在利用生存困境实施控制的情况。在贫困程度较高、公共服务薄弱的偏远农村和印第安社区，非法武装团体通过向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金钱、食物、衣物，或将所谓“参军”包装成获得收入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发展“儿童兵”。“边境司令部（Border Commands）”给“儿童兵”开出的报酬为650美元，甚至高于哥伦比亚520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央总参谋部（EMC）”甚至通过支付美容和牙齿矫正费用，发展女性“儿童兵”。此外，非法武装组织还会以合同方式对“儿童兵”进行控制。“儿童兵”如果试图在约定期限届满前逃离，非法武装组织则会以“违约”为名对“儿童兵”本人及其家人进行威胁。

战争，让孩子走开

首先，“儿童兵”问题的解决依赖法律执行的能力。哥伦比亚并不缺少禁止“儿童兵”的法律政策，然而真正的短板在于执行。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如果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专项预算、监督机制和执行权力，预防政策也难以覆盖偏远地区，更不用说非法武装组织活动频繁的哥伦比亚。治理“儿童兵”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划分，并为高风险区提供稳定的资源支持。系统化的治理措施依赖各级国家公共机关、学校、社区组织以及儿童保护机构所参与的常态化预警机制。

其次，解决“儿童兵”问题并非简单等同于打击武装团体，而是需要通过消除贫困的方式铲除滋生“儿童兵”问题的土壤。“参军”对儿童吸引力极大，与哥伦比亚国家权力在边境贫困地区的长期缺位密切相关。当学校被关闭、家庭陷入贫困、正规就业机会匮乏时，非法武装组织提供的“收入”和“保护”成为儿童难以拒绝的诱惑。

对于结束战乱而重获和平的国家来说，政府在恢复安全秩序的同时，应当特别关注贫困地区的出生登记、家庭社会保障、学校教育与供餐和青少年职业培训等，并重建基层公共服务。国家只有能够为儿童提供更稳定的生活来源、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更有希望的未来预期，才能从根本上削弱非法组织的招募能力。对于脱离非法武装团体的“儿童兵”，政府应为其提供与受害者身份相适应的心理治疗、家庭团聚、教育衔接和长期社会融入支持，避免回归正常生活的儿童因歧视、贫困或缺乏出路而再次成为“儿童兵”。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保证脱贫人口不返贫就是不给非法组织以可乘之机。哥伦比亚的例子充分说明，在贫困和政府缺位的双重影响下，就会滋生出“儿童兵”问题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成为非法组织的“民意基础”，进而危害国家安全稳定。

最后，解决“儿童兵”问题需要国际合作。现有联合国机制、南南合作及双边合作渠道可以为解决有关问题提供完整的制度和技术框架。支持有关地区进行儿童保护、学校修复、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流离失所家庭生计项目可以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和政策立场。

沈曼，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高等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晨，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讲师、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UFSC）法律科学中心博士后。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2024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编号202409390015

本期编辑  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