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的文艺范】

作者：王荟（集美大学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文学巨匠巴金对传统戏曲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说：“我只是一位普通的观众。”这份对戏曲的亲近感，让他与川剧结下贯穿一生的缘分。

　　巴金出生于成都，十九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四川。川剧和各种民间艺术是他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金看来，中国传统戏曲承载着人民的情感和价值观念。舞台上，有惩恶扬善、颂忠贬奸、除暴安良的故事，也有人间的悲欢离合。戏曲中所蕴含的担当、坚守和真情，常常触动他的内心。

　　巴金特别喜欢川剧中的折子戏。他说：“我喜欢地方戏中的折子戏，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在他看来，折子戏虽篇幅不长，却往往人物集中、矛盾鲜明，能够通过角色的唱腔、表演和语言，把人物内心的思想变化表现出来。巴金曾以川剧《周仁上路》为例说明这一点，该剧对人物面对困境时的抉择、挣扎和情感变化的设计，与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理念不谋而合，都很重视在尖锐矛盾中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巴金一生五次回到成都，累计停留123天，观看川剧达60多场。1941年在重庆、1942年在成都、1950年在上海，巴金都看过阳友鹤的戏，对他主演的《帝王珠》印象尤深。1953年，川剧参加全国会演，《柳荫记》等剧目受到关注。川剧团到上海演出时，巴金不仅自己观看，还买票邀请朋友观看，并设宴款待川剧演员。多年来，他始终与川剧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黄裳回忆道：“他爱家乡的川戏。每次川剧来沪演出，他总要买票请朋友们看戏。川戏演员也到他家来做客。”阳友鹤回忆，巴金曾看过他演出的《刁窗逼嫁》，称赞该剧“真细腻，艺术的概括力真如齐白石的画一样，色彩强烈，真切饱满”。

　　1960年10月9日，巴金回成都写作。抵达的当天下午，川剧界的朋友陈书舫、戴雪如、张达维等便前往拜访。当日晚饭后，巴金受川剧一团邀请观看《卧薪尝胆》。在成都居住的四个月里，他观看川剧演出达三十多场。成都市川剧团演出《生死牌》时，他买了二十多张票邀请朋友观看。1961年1月24日，他给夫人萧珊的信中写道：“上星期六我请川剧二团演了一次《生死牌》，不单是我看得流泪，沙汀也揩了几次眼睛，张老的太太一直在用手帕。川剧有一些改动，但仍然激动人心。”他曾称赞《拉郎配》等作品，人物性格鲜明，主题突出，具有真正的喜剧精神。他认为，《评雪辨踪》《拉郎配》等川剧喜剧，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

　　晚年的巴金，因身体原因已经很少能够走进剧场。1983年，魏明伦编剧的川剧《巴山秀才》《易胆大》在上海演出后，虽然巴金未能到现场观看，却一直通过电视关注演出情况。1986年，川剧团赴上海演出，川剧界的朋友知道巴金不能前往观看，便去探望他。陈书舫、周企何等川剧表演艺术家来到巴金家中，为他清唱川剧片段。面对这些从故乡来的艺术家，巴金回忆起自己的川剧情缘：“我小时候，父亲就常带我看川剧。1940年我第一次回四川，途经泸县，在街上听见放《情探》的唱片，感到十分亲切。我站着把它听完。乡音难得！”

　　1987年秋，巴金最后一次回四川时，特意前往自贡观看魏明伦创作的新编川剧作品。演出当天，他悄悄坐在普通观众席中，观看了《易胆大》《四姑娘》《潘金莲》等剧目的片段。巴金认为，《潘金莲》这个戏虽然形式荒诞，但内容严肃，具有现实意义。张爱萍将军曾建议他根据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但巴金因为“乡音难得”，仍坚持看完两个半小时的完整演出。魏明伦回忆，那一天的巴金“笑得像小孩似的，像个老顽童一样”。彼时的巴金已八十二岁高龄，身体又欠佳，而川剧却让他重新展露出难得的童真与快乐。

　　在欣赏川剧艺术的同时，巴金也始终关心川剧艺术家。川剧表演艺术家廖静秋患癌症后，为了保存她的艺术精品《杜十娘》，巴金与李劼人、沙汀等作家联名提出建议，希望尽快将这一舞台艺术搬上银幕。他说：“现代科学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减轻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艺术。”这一愿望后来得以实现。1957年底，川剧电影《杜十娘》拍摄完成，成为中国第一部川剧彩色电影。然而，廖静秋于1958年初春离世，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银幕作品。巴金闻讯后写下悼文《廖静秋同志》，称她“用生命演完最后一场戏”。对巴金而言，艺术家的生命虽然有限，但艺术能够超越时间限制而长存。后来，他在给已故川剧艺术家周企何的信中亦写道：“生命虽短，艺术永存。他会活在观众的心中。”

　　从成都少年时代的戏台，到上海异乡的“旧友重逢”；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借鉴，到晚年对川剧传承的牵挂，川剧始终是巴金挥之不去的乡音。1960年，巴金给成都市川剧院的信中写道，“自小就爱看戏，对川剧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情感”。这正是巴金与川剧之间，跨越百年岁月的乡音回响。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4日 16版）

[ 责编：邢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