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1944年1月和5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轰动一时。黄懋忱在《大风堂鉴赏敦煌壁画记》一文里说,张大千在敦煌石窟中待了两个年头,到了重庆,由教育部主办,将他临摹的敦煌壁画三十余幅开了画展,《大公报》还为他的画展出了专刊,画展卖的门票是每张法币伍佰元,参观的人数有数十万人。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展的盛况。为了庆贺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书法家沈尹默还题诗一首赠张大千:“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据《新编沈尹默诗词集》编注者对该诗注释,“三年面壁”指的是张大千于1940年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历代壁画,历时近三年得画二百多幅。“薏苡明珠”比喻被人污蔑,蒙受冤屈。该书编者还解释说,1944年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成、渝两地相继展出后,虽各界赞誉倍至,但也有人(包括政界和文艺界)暗中诽谤,说他在敦煌猎奇和盗宝等。其实此书对沈尹默此诗的注释在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的时间上有误,张大千去敦煌的时间应为1941年3月。

　　对于张大千当年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前因后果和具体的时间及作为,在田洪编著的《我与敦煌:张大千的敦煌绘画艺术》(荣宝斋出版社2026年初版)一书里有细致而详实的梳理和辨误。譬如张大千在敦煌到底呆了三年还是两年多,还有他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是否对有些壁画做了破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即便在当时张大千的朋友圈里就说法不一。譬如陈从周在《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申报》1947年4月17日)一文里虽然揭示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意义,但说张大千在敦煌是“穷三年之力”也是夸大。

　　陈从周说:“敦煌秘籍自匈牙利人斯坦因教授及法人伯希和教授发现后,东西人士,接踵而往,络续不断,虽有许多著作出来,但对于壁画部分,摄影制版后,读者终似隔岸看花,且所集范围亦未能广大。张师穷三年之力,踏蛮荒,历百余洞,得若千幅……可见得这次临摹的收获实在不少。”既然称之为张师,三年之力和得若千幅等夸大之词也就在情理之中。

　　看同时代艺术家对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的评论自然还是以正面为主,譬如叶浅予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画册》序言里说,1944年他在重庆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初步认识到敦煌艺术的面貌。1954年他带中央美院的学生到敦煌呆了三个月,就是为了临摹敦煌壁画。对于张大千当年去敦煌临摹壁画的行为,叶浅予评价说:“大千于1941年春初探敦煌时,也许以一种诞狂和猎奇的心情去接触一下梦寐以求的六朝隋唐真迹,及至身临其境,面对几百窟瑰璋珍宝,于是日夜坐卧其下,如醉如痴。他一面看,一面想,既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我们知道大千有一只奇妙的临画魔手,临什么像什么,几乎可以乱真,年轻时以石涛的仿本骗过好多鉴赏家。为此他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得到一件好画,一定临摹一遍。一来是学习,二来是留一个副本,万一急用时必须出卖那件真本时,手头还有一个副本,可以随时打开观赏。石窟壁画,搬不动,只能临,这次临了20多幅送到成都举行‘西行纪游画展’。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水路道场工匠画,庸俗不堪,画家沾此气息便走入魔道,为大千惋惜。大千对这种浅薄而真正的庸俗之见,当然置之不理……”

　　当然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声音,譬如庞薰琹在写于1944年的《敦煌壁画有感》一文里说,他在巴黎时每次走进卢浮宫,就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终年临摹这幅作品,一幅又一幅,她的临摹之作流传到世界各地。她用她的一双手,用她的笔,却把自己的感情深深掩藏起来,甚至将自己深深地掩藏起来,只是忠实地把达·芬奇的感情传达给一些不能去卢浮宫欣赏这幅杰作的人。庞薰琹对这位老太太常年临摹此画的行为感慨说:“这种无我的精神使我对她肃然起敬。但是,有时我这么想:假若她是一位有创作能力的作家,放弃创作去做临摹工作,对于文化无疑是一种损失。”

　　庞薰琹以这位老太太为例是为说明“临摹只是一种技术,而并不一定是艺术”。由此笔锋一转谈到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庞薰琹写道:“我坦白地说:张大千先生去临摹敦煌壁画也并不一定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当然,他以个人的力量在敦煌数年之久,带回来的画稿闻有百余件之多,这种精神也同样使人肃然起敬。但是往深处一想,临摹工作究竟不是了不得的难事,只要有一笔专款,有多位技术人员能勤奋地正确地工作,也同样能在几年之中将敦煌的壁画有系统地完全临摹下来。”正是持如此观点,庞薰琹进一步说,所以他个人决不能鼓吹一个有天才的艺术家,放下自己的创作去部分地临摹一些敦煌壁画。他觉得一件有民族性有时代性有感情有生命的创作,比起临摹作品的价值要高得多。若对比同样在抗战时期庞薰琹创作的大西南少数民族生活风俗的绘画,也就理解他何以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持这样一种态度。

　　张大千在1976年7月刊于《艺坛》杂志上的《我与敦煌壁画》一文里说,他当年之所以远去敦煌,就是为了描写唐代的彩塑和观摩壁画。张大千写道:“我到敦煌,是在1941年3月间,偕同家人前往……结果我留在敦煌千佛洞两年又七个月,生活与工作的艰辛自然不用提,而所摹的壁画为二百七十余件,携出者仅小幅数十件耳。”他这里说的“携出者”是指他当年离开时乘飞机所携带的临摹作品。

　　关于当时有人说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一事,当年在父亲张大千身边的张心智在《随侍我父大千居士敦煌行》一文里说:

　　张大千对求画者的要求只要时间允许,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有求必应。起初张大千给酒泉地区一名专员画了一幅写意画:画面上是一块奇石,石头上有两只小鸟,石头的后面是墨竹,画款落在画面左上角。从开始画到最后题款,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这位专员拿走后,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又把这幅画拿回来了,请张大千在这幅画上再多添几笔。张大千对此很恼火又不好发作,压住火说这幅画我自己还满意,请你先放下,以后我给你再画。但两天过去,直到他们离开酒泉,张大千也没有给他再画,而且还把他退回来的那幅画撕掉了。但他们当时没想到的是,此事已经埋下了祸根。

　　后来等到张大千一行离开敦煌途经兰州时,他们受到了驻兰州军统部门的严格检查。二三十个大木箱里装的全是临摹的敦煌壁画,虽然有甘肃军政官员出面解释说,这些都是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壁画,战区和省政府都可以证明,意思是不用开箱检查了,但还是要开箱检查。“这些人检查得非常仔细,每只木箱,每一卷临摹的壁画都被打开铺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开画箱,把卷好的画在地下拉来拉去,使临摹的壁画难免遭磨损。”再后来才有朋友告诉张大千说,这次在兰州受到军统的严格检查,起因就是酒泉的那位专员向甘肃省有关部门反映说张大千在敦煌破坏、盗窃了壁画而引起的。张大千对儿子张心智感叹说:“一句恶语不仅能败坏一个人的名誉,甚至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啊!”

　　纵观张大千敦煌临摹的前后纷争,其艺术史意义与个人行为争议始终交织难分。那些穿越战火与风沙的壁画摹本,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敦煌壁画的系统临摹产物,也伴随着毁誉参半的长期论争。褒贬之辞众说纷纭,而画布上的线条与色彩,以纯粹的艺术感染力,在历史的断壁残垣间,自成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