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沈阳日报）

转自：沈阳日报

　　本报评论员

　　今天，我们迎来第二个“沈阳工匠日”。

　　把工匠精神写进城市日历，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立场：我们选择以法定日子的形式向高技能人才致敬，意味着它把对人的尊重放进了时间刻度里，把对技能的信仰嵌入了城市运行的节律之中。

　　这个选择，沈阳有资格做，也最有必要做。

　　放眼全国，以城市之名设立工匠日的并不多见。沈阳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之一，是“共和国工业长子”。长子是什么？意味着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去，意味着在漫长的岁月里承载了超额的负重，意味着在转型的阵痛中承受了更深的撕裂。正因如此，沈阳人对“劳动”二字的理解，从来都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质感。曾几何时，赵国有、马恒昌、尉凤英们的名字刻在城市的集体记忆里，也刻在新中国工业的编年史中。今天的李志强、洪家光、方文墨、张腾蛟、徐宝军……在航空装配的毫厘之距、在机床车刀的进退之间继续着同一种精神叙事。这种延续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工匠精神对沈阳而言，始终是城市性格中最硬核的部分。

　　为什么要用一个专门的日子来提醒我们，要尊重工匠？答案里有荣光，也有隐痛。一段时期以来，技能人才的体面感、获得感、职业吸引力与他们的贡献并不相称。年轻人宁愿挤向写字楼，也不愿走进车间；“工人”二字在世俗眼光中的分量，要远轻于它在工业体系中实际承担的分量。这种价值错位持续得越久，产业根基就会越松动。沈阳设立工匠日，是对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回应——用制度的刚性校正观念的偏差。

　　沈阳振兴，靠什么？答案写在每一次产业跃升的轨迹里，也写在每一次转型受阻的教训里。资本可以引进，技术可以购买，制度可以设计，唯有百万级产业工人的技能水平和精神质地无法速成。这是一座城市最深的积淀，也是最难被替代的竞争优势。当前，沈阳正处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转型的阵痛尚未消散，产业升级的瓶颈亟待突破。　　，把工匠精神写进城市日历）在构建“3+4+3”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智改数转的关键节点上，最稀缺的资源归根结底是能够把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人。智能制造不是减少工匠数量，而是需要更多“懂算法、会编程、能攻坚”的新时代工匠。过去一年，沈阳通过培训复合型数字工匠、扩容工匠学院联盟、组织各类竞赛等，不断把“人口红利”转化为“技能红利”，把“工业基础”升级为“人才生态”。这，是振兴路上最值得期待的结构性变化。

　　由此，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工匠精神与城市精神之间的同构关系。沈阳的城市性格里有一种特殊的气质：隐忍、厚重、不事张扬，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扛得住。这和工匠精神的内核高度一致——工匠从不在聚光灯下工作，却始终在决定事物的品质和底线。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要靠每一个岗位上的人把手里的活干到极致。振兴沈阳，真正的底气在于我们是否仍然相信“把一件事做好”是有价值的，是否仍然愿意为了这个朴素的信念付出长期而沉默的努力。

　　这正是工匠日最深层的意义所在。它设立在城市日历上，却要落进每个人的日常里；它致敬的是工匠，检验的却是整座城市的价值取向。2026年，沈阳统筹力量强化产业工人技能提升，落实“新八级工”制度，推动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岗位晋升挂钩。当政治地位、经济实惠、发展通道、社会尊重变成了可执行的条款、可兑现的承诺，“崇尚劳动”便从一个道德命题转化为一个制度事实。

　　把工匠写进城市日历，本质上是一种倔强的确认：确认这座城市记得自己的来路，也确认她相信自己的去路。沈阳曾以工业报国写下壮阔篇章，今天正以工匠精神浇筑振兴之路，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勇当“跳高队”。

　　以匠心铸脊梁，以实干开新局。这是沈阳在自己的时间轴上必须写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