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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长期谋求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现任美国政府奉行“新门罗主义”，减少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以及地缘冲突重回欧洲大陆的背景下，德国逐步打破长期以来的军事克制传统，推动外交与安全战略转向，试图用对抗思维、贸易保护、强权政治来应对百年变局的重大挑战。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显著放缓，既低于美国的同期增速，也明显落后于全球平均增速，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不断下滑。图为2010年至2024年欧盟经济增速与美国增速、全球平均增速的对比。 孙彤/制图

  实现安全政策转向，财政约束愈发突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把俄罗斯确定为欧洲首要安全威胁，其长期秉持的合作式欧洲安全观，全面转向以防御、威慑为核心的对抗性安全理念。其安全战略路径是以强化北约“欧洲支柱”为核心，在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推进欧洲自主防务建设。为此，配套落地多项安全政策调整：向乌克兰输送重型军备、在立陶宛部署常驻军队；修改“债务刹车”机制，设立专项国防基金，并把国防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部分豁免于该机制约束；今年4月，德国发布二战结束以来的首份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但随着冲突影响持续发酵，对经济的多重反噬效应逐渐显现。比如，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是德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而国防开支急剧扩张挤占民生、产业发展刚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特别不利；多年来低负债的财政政策优势消失，财政的可持续性承压，有的评级机构已经预警，德国的债务评级可能会下降，等等。未来一段时期，如何平衡国防投入、民生保障与科创投资，将成为德国难以回避的严峻考验。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摇摆不定。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越发将历史上促成经济繁荣的相互合作关系视作单方面的战略依附，并为此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配合落实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强化全方位“去风险”政策。作为出口大国，德国依然主张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例如在中欧电动汽车争端上，反对加征关税，支持协商达成最低限价解决方案；在欧盟出台《工业加速器法案》问题上，批评欧盟委员会计划推出的“欧盟制造”最低比例门槛，认为保护主义将妨碍欧洲企业获取全球尖端技术，并促使外资撤离欧盟。但随着经济持续低迷、制造业竞争压力不断上升，其国内呼吁对外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声音开始增大，对欧盟出台更多贸易保护工具转为支持态度，通过主动抬高博弈筹码，达成保护主义和内病外治的目的。

  主动参与大国博弈，但其力量与现实存在明显差距。德国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大国政治阶段，欧洲必须善用强权政治逻辑。为避免沦为大国博弈棋子，德国谋求担当领导型中等强国，深化与所谓“志同道合”中等强国的行动协同，并在经贸、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拓展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例如积极推动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等的自贸协定落地。但外交成效不及预期，最典型的体现是，在2026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中，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种种态势显示，德国不再安于现有国际体系参与者身份，意欲依托本国利益与价值观重塑国际秩序。不过现任德国政府践行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平衡好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当前，德国处在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改革也来到了攻坚的关口。改革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摒弃党派分歧、凝聚国内共识，用外部竞争倒逼国内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顽瘴痼疾，同时统筹平衡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利益，坚守并维护多边合作体系，为经济复苏与长期向好构筑稳固的外部环境。现任德国政府能否推动经济尽快走出长期低迷，不仅关系本届政府的执政存续，更将深刻影响德国未来政局走向，同时关乎身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能否引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并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