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本报记者 吴丹

看点

今年是于敏院士诞辰百年，恰逢《于敏和氢弹》新书发布，本报记者专访省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盘锦市作协主席杨春风，听她讲述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和文学思考。

“报告文学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杨春风说，唯有“跑出来”的写作，才能穿透文献的冰冷，触碰到人物真实的心跳。两年时间、两万里行程，杨春风循着于敏的人生轨迹实地溯源，用脚步丈量出一位科学家的精神版图，也完成了对“两弹一星”精神的深情致敬。

一部“跑出来”的报告文学

本报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要为于敏院士立传？将个人命运置于全球核武器发展脉络中的宏大视角，在同类作品中并不多见，如何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解构全书？

杨春风：2024年初，出版社邀我创作于敏院士研制氢弹历程的故事。当时，我对核武器的了解并没有超出大众的寻常认知，对这项陌生事物从零开始的探索，让我更加清楚，要交代哪些事情，才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与理解于敏院士的工作与贡献。

一番探索下来，我得以搭建一个国际参照系：纵向梳理核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源起与迭代，横向铺陈冷战背景下大国之间的核博弈。这样的叙事框架，实现了我的两个心愿：一是解释清楚了时代压力来自何处，使我国启动核事业的时代逻辑变得具体可感；二是重新定位了于敏工作的历史坐标，把他对氢弹理论的突破，放到了国际核武器研发的时间线里去书写。

本报记者：省作协主席庞宝国评价您这次“主动跳出地域视角，自觉承担文学使命，将创作视野上升到家国叙事、功勋叙事、时代叙事”。请问，地域书写与家国叙事在您的创作脉络中如何一脉相承？

杨春风：长期深耕辽河口地域文化，突然要写一位“两弹一星”元勋，说不忐忑是假的。但深入采访后我发现，于敏院士的故事天然具备一种超越地域的力量——他是从芦台小镇走出来的，他的成长本身就是从“地域到国家”的跨越。我没有“就于敏写于敏”，没有“就氢弹写氢弹”，没有“就中国写中国”。这种跳出，不是对地域写作的背离，更像一种延伸——过往对辽河口地域文化的执拗挖掘和坚守，恰恰训练了我做田野调查、梳理史料的能力。

曾经为了写《逐稻者》，我走访了盘锦16个朝鲜族村屯。这种“跑”出来的写作方式，在《于敏和氢弹》中得到了延续。以前跑的是辽河口，这次跑的是大半个中国。那种对事实较真的劲头、对细节不放过的心态，是在辽宁一篇篇“跑出来”的作品中打磨出来的。所以说，本书的文学底色里也流淌着辽河口的基因。

先做学习者再动笔写作

本报记者：您在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坦言，《于敏和氢弹》是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创作，为什么这么说？

杨春风：核武器研制布满层层高深的物理专业门槛，于我而言，第一步不是直接动笔写作，而是先做学习者。我反复啃读专业文献、史料、科学家口述，再剥离繁复的物理学过程，抓住事件与人，把高深的原理设计过程还原成人的困境、人的探索、人的突破。

把专业概念转化为通俗表达，绝不是一次就能成型，很多段落我会反复打磨。印象很深的是关于核武器上下游工程链的表述。那是一个庞大、繁复的工程，在这个部分我多次易稿，喊来女儿试读，以她能否读下去又能否读懂为准。我的取舍原则是：科学内核一丝不能错，表达语言尽可能向大众靠拢。

本报记者：于敏院士的故事此前已见诸媒体报道，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充分呈现的新内容？

杨春风：本书在于敏院士已广为传播的故事基础上，补充了不少新内容。比如完整还原了他在原子能研究所的10年经历；厘清不少历史细节，增补了部分流失的时间线，也添加了许多有烟火气的生活细节。通过补充、延展，把人物、时代、世界格局打通，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完整的于敏。

用最朴素的语言让读者代入

本报记者：这是您第一次以第一人称书写报告文学，为什么？

杨春风：本书初稿依然用第三人称，后来深感很多东西不好表达、很多情节不好处理，才最终在前辈的建议下克服心结，改成第一人称。事实证明对这个题材而言，第一人称是妥当的，这样就能把我在实地走访、史料研读过程中的感受与体悟放进文本里，借此把读者更顺畅地代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本报记者：您如何平衡“纪实的严谨”与“文学的表达”？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有怎样的追求和思考？

杨春风：严谨性永远是纪实文学的根基，文学表达是生长在这块根基之上的枝叶，二者不是对立，而是共生的关系。书写这样一部关乎重大国防历史、核科学家真实人生的报告文学，真实性容不得半点损伤，纪实严谨性是不可退让的底线。

当我把史料读透，走进人物所处的时代，读懂他们的处境、挣扎、取舍，那些潜藏在冰冷档案背后的人的情感，就会自然浮现出来——于敏面对事业抉择时的内心，他所承受的氢弹原理迟迟不得突破的煎熬等，本身就是很“文学”的，事实本身就自带张力。所谓文学性，不是靠华丽辞藻硬写出来的，而是在吃透事实之后，把藏在史料缝隙里的人性、情感、时代气息打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