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扬子晚报

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最近，鲁迅文学奖落户上海，多个论坛、文学周在京沪厦等地先后举办。同时，今年也是鲁迅南下100周年，这场后来被某些论调称为“私奔”的出走，对鲁迅人生而言，意义重大。在此之际，微史记频道邀请知名鲁迅研究学者张守涛，为我们讲述鲁迅南下前后的故事。

一

微史记：我们都知道，南下厦门对鲁迅人生来说，是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他为什么会有南下之举？

张守涛：1926年3月18日发生“三·一八惨案”，鲁迅为此写下千古名文，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据传鲁迅为此上了“黑名单”。随后，张作霖的奉军开进北京，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等人被杀，《京报》等报馆被封杀。北京一时风声鹤唳，有关鲁迅和许广平的流言蜚语也很多。

于是，鲁迅与许广平决定一起南下，许广平到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教书，鲁迅则应林语堂邀请前往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员，两人相约两年后再见面相聚。

但在厦门，鲁迅只待了半年左右就转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广州，鲁迅也只待了半年多，便转赴上海，直到去世。鲁迅文学奖永久落户上海，这是重要的原因。

微史记：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工作是怎样的？后来的离开有没有具体原因？

张守涛：初到厦门，鲁迅“欢喜非常”，因为厦门大学“背山面海，风景佳绝”，薪水也很优厚。但厦门大学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学术空气单薄，鲁迅很寂寞无聊，除了和林语堂、孙伏园及厦大的一些文学青年聊聊天外，他只能不断地向许广平写信“吐槽”，有时也会独自去捡捡贝壳听听海。有一次，鲁迅还特意去跳花圃想试试铁丝的阻力：

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

鲁迅在厦门大学主要教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指导学生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很受学生欢迎。但他工作不到半年还是决定辞职了。而按照聘用合同，聘期到1928年8月底才满。

鲁迅辞职原因之一是顾颉刚也到了厦大，他之前就怀疑是顾颉刚炮制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的谣言，因而对顾讨厌。更让鲁迅不满的是，顾颉刚极力在厦门大学扩大“现代评论派”势力。而鲁迅想引荐好友许寿裳来厦大，却迟迟未能引荐过来。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厦大校长林文庆重用同乡化学博士刘树杞担任教务长、校长秘书、国学院顾问，刘树杞不懂国学还经常干涉国学院工作。1926年，厦大出资者陈嘉庚经营受损，厦大经费受到影响。国学院预算被裁减过半，不复印行包括鲁迅《古小说钩沉》在内的教授专著，还克扣教师薪金。对此，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与许广平分隔两地，生活不便、语言不通等等。比如虫子很多，米中掺沙，饭菜口味也不习惯，教员方便还要到一百六十米外的厕所。鲁迅可没那个耐性，常常天黑之后在宿舍楼下随地小便“灌溉”花草。

虽然林语堂和林文庆极力挽留，学生还掀起了挽留鲁迅及驱刘树杞运动，但鲁迅去意已决，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离开厦门前往广州，同行的还有几个跟随鲁迅的厦大学生。在船上，鲁迅用诗般的语言写道：

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算下来，鲁迅在厦门大学仅待了135天。

微史记：鲁迅说，“厦大方面和我的‘缘份’，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好的方面有哪些，坏的方面又有哪些？

张守涛：好的方面，是“一切的供给，应有尽有，有的还有终身的聘书”，鲁迅又说，“只欠自己的坟墓没有做好”，可见他对在厦大的待遇是满意的。

坏的方面，主要是生活的不适应，以及人事纠葛。

但无论好的坏的，厦门大学成了鲁迅的重要驿站之一，也是他最平静的时期。即使孤独寂寞冷也为他“润笔”许多，“正是有了厦门大学执教期间所感到的无可排遣的孤独寂寞，才将鲁迅的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更加诗意化的高度”。

在这短短几个月，鲁迅写出了《野草》《朝花夕拾》中的不少作品，还完成了《故事新编》中的几篇小说创作，以及撰写了《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两部学术著作，与许广平的爱情也通过情书交流红豆相思更加坚固。“鲁迅还在厦门大学、平民学校、集美学校、中山中学多次发表演讲，号召青年做改革中国的‘好事之徒’，而不学专务利己的所谓‘聪明人’；要把知识当作革命武器，向着一切旧习惯、旧思想，一切吃人的旧制度，猛烈开火。在鲁迅的影响下，厦门大学、集美学校都发生了要求改革学校的运动。死水一潭的厦门终于掀起了革新的波涛。”

如今厦门大学也在纪念鲁迅，在全国最美校园中建设了鲁迅纪念馆，只是研究鲁迅的厦大学者并不太多，不知何故，也不知鲁迅抢回相思豆的那颗红豆树是否还在？

微史记：鲁迅为何选择去了广州？为何又只待了半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张守涛：鲁迅受聘中山大学，是陈延年力促而成的。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经由他提议并由校内恽代英、毕磊等共产党员向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提出聘请。

鲁迅同意去广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广平在那里。两人本约定两年再聚，但处于热恋中的鲁迅已相思成疾。鲁迅在厦门给许广平写了很多情书，经常半夜翻越栅栏寄信，还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还曾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许广平以托相思。有一次，他还跑到红豆树下，结果遇到一头野猪来吃相思豆。鲁迅勃然大怒，奋不顾身和野猪搏斗，抢回对许广平相思的红豆。“男人至死是少年”，此时的鲁迅已45岁“高龄”。

但在广州，鲁迅也亲历了“四一二”政变，亲眼目睹国民党在广州全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左翼学生，中山大学就有40余名共产党员、学生被捕。为了营救学生，鲁迅召集系主任召开紧急会议，但会议最终不了了之，鲁迅只能次日自己捐款十元慰问被捕学生。

这场事变及随后毕磊等左翼青年的被杀“吓得”鲁迅“目瞪口呆”，“血的代价，得到的教训就只明白了这上当”，直接导致鲁迅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也导致鲁迅对国民党为首的右翼彻底失望。自此，鲁迅结束了18 年教职生涯，在上海开启最后10年的自由写作与左翼文化领导之路。

在广州的半年，对鲁迅具有重大意义。在那里，他和共产党有了更多认识和直接接触。

鲁迅到达中山大学不久，中共广东区委学委会副书记、中山大学左派学生组织“新学生社”领袖毕磊便前去拜访，随后经常和鲁迅见面、联系，赢得鲁迅欣赏、信任。毕磊介绍了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徐文雅、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与鲁迅相识，并赠送《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向导》《支部生活》《中国青年》《做什么》等共产党主办的刊物给鲁迅，，其中《少年先锋》是鲁迅在当时最爱阅读的革命刊物。

与毕磊、徐文雅、陈延年等共产党员的直接交往及阅读共产党办的刊物，无疑让鲁迅对共产党、左翼思想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认识，进而影响了鲁迅此后的“向左转”。这也是广州时期对鲁迅的重要意义之一。

此外，鲁迅在广州时期还写了《可恶罪》《小杂感》等杂文，编写完成了《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著作，在广州、香港包括黄埔军校等地做过七次演讲，包括非常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因“三一八”南下，因“四一二”赴沪，可以说，100年前，鲁迅经历了一场在血色里转向的“出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胡妍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