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午，衡阳祁东县某棋牌馆老板肖爱华怎么也没想到，当一位街坊邻居老人走到店门口椅子上想歇歇脚时，会把她拖进一场困局，而且是难解的、结构性的困局。

1

人死在了店里

8月17日12时50分，60岁出头的罗先生走进祁东县洪桥街道上正街的一家棋牌馆，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

监控视频显示，12时54分30秒，店主肖爱华发现老人情况不对，上前询问但没有得到答复。12时55分，肖爱华与另外两人将老人扶到店门口，随后拨打了120电话。13时01分，急救车辆抵达现场。肖爱华全程守在老人身边。

之后，老人因自身基础疾病急性发作，抢救无效离世。

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罗某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而现场视频也显示，肖爱华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参与调解的祁东县洪桥街道综治中心主任陈忠说：“在此后的调解中，我们都点明了，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店主一方不应承担责任。”

责任划分上结束了。

但现实才刚刚开始。

官方调查结论清清楚楚：无过错，不担责。但“无责”两个字，没能挡住调解桌上的妥协：家属以“老人是在店内晕倒的，店家有帮扶行为”为由索赔10万元，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两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店主儿子透露，母亲因此事“失眠、头晕、吃不下饭”，因担心母亲身体，父亲同意赔付，转账备注为“人道主义补偿款”。

这是“坏人讹好人”的经典故事，也是被迫做出的妥协，而这一妥协，却把法律和正义逼到了墙角。

2

隐隐作痛的伤疤

要理解衡阳事件为何刺痛这么多人，绕不开二十年前的那场判决。

2006年，南京青年彭宇在公交站扶起摔倒的徐寿兰老人并送医，随后却被诉至法院。2007年9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彭宇赔偿45876元。

尽管2012年，时任南京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彭宇本人曾表示确与徐寿兰发生碰撞。但这一后续说法并未改变一个事实：“彭宇案”在当时引发的巨大社会影响是真实的。而且无论真相如何，公众对这个案子的感知：“一个扶人者被判赔钱”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心理事件，改变了一代人的行为预期。

至此，“扶不扶”成了一代人的“社会创伤”和集体焦虑。人们开始计算：扶的成本是多少？不扶的代价是什么？善意变成了一道算术题。

二十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被形象地称为“好人条款”，本意就是不对救助人求全责备，鼓励并支持见义勇为。

但肖爱华案提醒我们：法律条文是一回事，基层实践是另一回事。当《民法典》已经给出明确答案，调解桌上的逻辑却还被困在原地。

要知道，这不是彭宇案的简单重复。

彭宇案是已经判决的案件；而肖爱华案的问题出在司法之前的调解环节。

病根是同一个，但发作部位不同。

3

讹人者的小算盘

家属为什么要索赔？

据悉，家属解释索赔缘由时称：认为店主扶起死者致其摔倒后又将其挪至屋外“处理不当”。但这一理由已被监控视频证伪，肖爱华是因为店内无空调、天气炎热，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民间经验将他移至门口通风处。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也是“无外力伤害”。

但家属仍然要索赔。

继续索赔这一行为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家属的诉求逻辑，与法律认定的“无过错不担责”之间，存在根本错位。他们不是在讲法律，而是在讲“人死在你店里”的情理，无论这个情理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

而且讲策略。家属先开出10万元的价码。第一次正式调解，肖爱华自愿人道帮扶2000元，罗某家属降至5万元后不再让步。19日的第二次调解采取“背对背”方式，罗某家属将补偿金额降至2万元；念及老人是街坊邻居，店主肖爱华的一名亲属根据当地风俗援引同类事件，主动提出15000元。此后，双方逐渐达成19000元的共识，肖爱华丈夫当场转账。

10万是高开价，1.9万是成交价——这是谈判的经典策略：先报一个高价，给让步留出空间。

关键的是，即便降到1.9万元，即便看似家属“退让”了、“吃亏”了，实则对于家属而言，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因为“闹”本身是零成本、零风险的策略，何况只是扬言要闹，就能有收入。无论他们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有理，在调解桌上，他们都没有任何损失。

家属不是不懂，而是太懂了。

4

店主的难处

这是整件事最心酸的部分。

店主不是不想坚持原则。选择忍气吞声，交出1.9万元，是在多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肖爱华的儿子说，家里本只想给两三千元，最终接受19000元，是因为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出事后她一直失眠”。因担心母亲身体，父亲同意赔付。1.9万元，买的是家人的安宁。

当然，还有一层更深的无奈。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棋牌馆，棋牌馆最怕闹事、纠缠、恶意举报。而事实上，家属在索赔时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牌馆是带赌博性质的经营场所”。这说明，棋牌馆这个业态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是家属谈判桌上的潜在筹码。相关资深人士也指出，棋牌室若夹杂难以明说的业务，其“软肋”会更加突出。

1.9万元多吗？对一家街边棋牌馆来说，不是小数。但比起无限期的纠缠、因此导致的“失眠、头晕、吃不下饭”、店铺被迫关门、牌桌拖走、可能转让，1.9万元又成了“最不坏的选择”。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店主肖爱华的一名亲属根据当地风俗援引同类事件，主动提出15000元。这个“援引同类事件”说明，“无错者掏钱息事”在当地可能并非孤例。

当转账备注“人道主义补偿款”时，这显得何其荒诞，这本是被逼无奈的妥协，却只能以自愿的善意进行包装。

肖爱华当然问心无愧。但她经不起闹，更经不起纠缠。“花钱消灾”不是懦弱，而是在不对等权力结构下的理性投降。好人的悲哀，往往就不是输在理上，而是输在耗不起上。

5

调解员的困境

据悉，祁东县洪桥街道综治中心主持了两次调解。综治中心主任陈忠说：“民事问题是谁主张谁举证，调解人员也没有资格下权威判断，只能向双方说明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有责任。”

这句话值得细读。

根据报道，调解员在调解开始时确实当面讲明了法律规则：“依民法典，主张侵权赔偿须举证证明对方有过错”。但到了具体操作中，“没有证据证实有责任”和“依法不承担责任”之间，出现了一个微妙的落差。前者听起来像是“可能有问题但证据不足”，后者才是法律给出的明确答案。法律被宣读了，但没有被当作不可逾越的底线。

调解员的困境是什么？祁东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坦言：“因为矛盾纠纷的现实复杂性，这个‘度’如何把握，即使是资深调解人员也有困惑。”

如何让无责者不吃亏，又不把矛盾一味上交，是留给基层治理的现实考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指出，此案折射出基层调解中“情理法”与现代社会“法理情”两种排序的冲突。基层调解资源有限，调解员往往倾向选择具体情境下可行的权宜之计。

1.9万元是调解的“结果”，也是将维稳成本转嫁给了一个无辜者的账单。

6

网络上的吹哨段子

衡阳街头，一家棋牌馆悄悄撤掉了门口的椅子。牌桌拖走了，店可能要转了。

但这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代价，才真正让人脊背发凉。

当一个做了所有对的事的人，扶了、问了、打了120、守到救护车来……却最终要掏出1.9万元买安宁，这件事会向全社会传递什么信号？

信号是： “无过错”变成“真赔偿”。

有评论一针见血：“这不是调解，是对善意的讹诈。”

“寒蝉效应”这个词被用得太多了，但在这里恰如其分。虽然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扶不起”只是极少数个例，但这种事情只要发生一起，哪怕只是“想象的真相”，也会引发严重的“寒蝉效应”。

就在这两天，网上已经有不少类似的段子：馄饨摊的店员急匆匆赶到饭桌位置，驱赶不吃饭、想坐下休息一会的群众。群众说连坐一下都不行？店员说不行。理由是：万一你死这里算谁的？群众说，众目睽睽之下，死也讹不上你。但店员说，那不行，即便是有监控也得赔两万。

……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好笑，然后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然后是深深的恐怖。

下一次，当有人倒地，一个路人经过。他会停下来吗？

他会算：有没有监控？对方会不会讹？调解桌上我会不会被迫掏钱？事情闹大了能不能上热搜？

当善意变成一道算术题，当每一次救助都可能被定价，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成了全社会的最优解，当理性自保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不知道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模样。

我想，我应该给那个编段子的人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因为她在向我们预警，给我们吹哨。

7

司法的努力

事实上，国家对此看得很清楚。

前文讲的《民法典》第184条的“好人条款”已经确立。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发布多起典型案例，从2019年沈阳药店老板孙向波施救时压断老人肋骨被判无责，到2024年广东佛山七旬老人借用健康管理中心厕所猝死、法院驳回家属21万余元索赔，司法裁判反复确认同一个原则：法律不苛责善意。

这些判例说明一件事：在法庭上，法律是站在好人这一边的，而且已经保护了好人。

可以说，法治的立法底子，已经打好了。但肖爱华案至少暴露了两个还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是“最后一公里”的执行问题，从纸面法律到现实保护，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

另一个是惩戒问题，即对于无正当理由索赔、滥用调解程序的行为，法律应当如何回应？

好在大的方向已经定了，接下来的就是努力。

8

时代的进步

之所以要对社会抱有希望，除了国家的努力，还有时代的力量。

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时代。至少四重力量正在让“好人被讹”的剧本变得越来越难演。

第一重：摄像头。监控拍下了全过程。从老人进店到晕倒，从施救到送医，每一帧都清清楚楚。如果没有这段视频，这就是一场罗生门：店主说“我是在救人”，家属说“你害死了人”。有了视频，“说得清”才有了可能，“敢扶”才有了底气。装摄像头当然是一项成本，但这个成本很值得。

第二重：全民话筒。店主儿子把视频发到网上，舆论瞬间引爆。全网围观之下，原本可能悄无声息被掩埋的1.9万元，成了公共的“正义标尺”。全民监督成为了一条制度外的纠错通道。尽管它并不那么的完美，有各种声音，但主流是对正义的呼唤，况且它带来的是真实的关注，而关注本身就是力量。

第三重：政府纠错。8月24日，调解协议公开，有关部门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祁东县司法局介入调查。8月26日下午，死者家属将19000元转回到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备注上写着：“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26日晚，在当地有关部门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见证书》。

死者儿子说：“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这段话值得再读一遍。一个曾经索赔10万的人，公开说“没有过错不需要赔偿”，这句话本身，就是法治教育的结果。

衡阳没有护短和拖延，在舆论发酵之后，它敢于直面问题，用法治轨道纠正了调解桌上的偏差。这种敢于纠错的勇气，也许是全国的网友给的，但勇气就是勇气，它比1.9万元本身更有价值。

第四重：全社会的善意。事情发酵后，湖南祁东金泰米业总经理龚胜利专程走访慰问肖女士一家，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之后，罗永浩方也完成了对店主的10万元捐助。更关键的，是绝大多数网友对于肖爱华一家在舆论上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店主一家不仅表示“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或人，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一份力去帮一把”，还决定将收到的部分社会善款捐给慈善机构。可以说，这些来自全社会的种种善意才是这次事件最大的温暖，同时也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历史性收获。当大家都释放善意时，这个世界就不会再那么的冷冰冰，而善意被不断传递，才是这件事最好的收尾。

因此，我们还是要看到，国家的立法让正义立得住，摄像头让事实说得清，全民话筒让委屈被看见，政府纠错让正义能落地，社会善意让好人不寒心……这些独属于时代的进步，正在一点点拆解那个看似无解的困局。

9

温暖

那个视频大家都看到了。

因此有人苛责，“正是因为店主要将老人搀扶到通风口，才导致老人摔倒，因此老人死亡”。

但是，

从事实上讲，公安机关已经出具调查结论：老人系自身基础疾病急性发作死亡，无外力伤害；

从法理上讲，店主的救助行为属于“自愿紧急救助”，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从情理上看，这是在苛求好人，是在用“事后诸葛亮”的完美标准，去要求一个突发状况下的普通人。

更关键的，还有一个细节：在老人和店主一起摔倒的那一刻，店主依然用自己的手护着老人的头部。

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动作。

因此，我愿意相信店主是一个好人。

希望这样的温暖，还会再有。

也希望好人不再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