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姓“敬”,却因避讳被强行拆成“文”和“苟”两姓；你参加科举,只因写了个与皇帝名讳相同的字就被黜落。这并非段子,而是绵延三千年的“避讳”制度留下的真实故事。北宋田登因讳“灯”字,竟贴出“本州依例放火三天”的告示,留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避讳堪称古代“敏感神经系统”——皇帝之名是高压线,父祖之名是雷区,连山药、玄武门都因避讳改了名。今天,我们就瞧瞧古人如何被这套规矩折腾得啼笑皆非。

　　□孙晓明

宋朝官讳:

五十个字的禁忌清单

　　宋朝皇帝最讲究官讳。太宗赵光义登基后,“光”“义”二字不得连用,“光禄卿”改称“崇禄卿”。真宗下诏“中外文字有与太宗旧讳‘光义’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写“光辉”无碍,写“光义”则犯禁。仁宗即位前名“受益”,宝元元年下诏,旧讳“受益”二字不得连用；英宗治平元年,贾黯奏请将此规定“著之文书令,为不刊之典”。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下诏将高宗御名改为庙讳,由刑部和国子监负责整改。

　　庙讳之膨胀更令人咋舌。宋太祖追尊高祖父赵眺、曾祖父赵珽、祖父赵敬、父亲赵弘殷为“四祖”,后又认道教圣祖“玄朗”为远祖,连轩辕黄帝都拉入谱系。南宋洪迈《容斋三笔》统计,当时庙讳多达五十字。哲宗初年曾将翼祖赵敬“祧迁”出庙讳名单,徽宗崇宁四年又反悔“归还本室”,名讳重入《集韵》；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再行祧迁,光宗时却规定“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几经反复,官员百姓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刀。

　　皇太子、亲王及皇后之父的名讳也常被列入官讳。仁宗即位前名“受益”,供奉官赵承益急请改名“承炳”。刘太后(宋真宗皇后)垂帘听政时,其父刘通之名成为官讳,“通进银台司”改“承进银台司”,“通判”改“同判”,“通奉大夫”改“中奉大夫”。金海陵王完颜亮立子光英为太子,金朝改鹰坊(皇室猎禽机构)为驯坊、英国公府为寿国公府,宋朝亦配合将光州改为蒋州、光山县改期思县。海陵王被诛后虽复旧,这段“跨国避讳”却留下奇特印记。

辽金西夏:

从“不讲究”到“卷起来”

　　先说官讳。辽朝本无文字,初不避讳,“累圣相承,大号不加,天皇帝之考犹以名呼”。吞并燕云、习汉文后,渐遵此道。辽圣宗时,宋使韩亿因名犯辽太祖“耶律亿”之讳,当场改称“韩意”；十年后宋朝张亿出使,亦改“张易”。更有甚者,天祚帝嫌年号“重熙”犯讳,追改为“重和”,高丽国王王熙立马改名“王颙”以避,俨然成了一项国际间的“姓名服从规则”。

　　金朝自熙宗起受辽宋影响,避讳制度迅速“卷”开。皇统三年,朝廷专文高丽,要求贺表回避金朝庙讳、御名及同音字,并拟照会宋朝。至章宗时,避讳细则苛刻至极:金太宗名“晟”,其同音字须回避；睿宗(世宗之父)名“宗尧”,须改字；显宗(章宗之父)名“允恭”,须缺笔,皆由章宗亲与大臣逐条议定,并引唐避“世民”旧例,以致“不胜曲避”。同时,金朝还将周公、孔子之名列入官讳,避讳范围空前。

　　西夏亦不甘落后。李彝兴原名彝殷,避宋宣祖讳改“殷”为“兴”；其子克睿原名光睿,避宋太宗讳改“光”为“克”。元昊之父名德明,元昊竟在国内改宋年号“明道”为“显道”,范仲淹致书元昊时亦不得不称后唐明宗为“显宗”,为他人之父避讳至此,堪称“国际人道主义避讳”。

避讳高招

改字、缺笔、蒙黄纸

　　为了躲开这些名讳,古人发明了五花八门的“障眼法”。最常用的是改字——姓氏犯了忌?姓敬的拆成文、苟两姓；地名犯了冲?朗州变鼎州,玄武县改中江县。山药的改名经历也类似:它原名“薯蓣”,唐代避代宗李豫讳(“豫”与“蓣”同音),改称“薯药”；宋代又因英宗赵曙讳(“曙”与“薯”同音),再改为“山药”,一路叫到今天。金世宗为避父名“宗尧”,下令宗氏改姓姬氏；章宗时尹安石避“允恭”讳,改姓师氏。改官名更不用说:宋仁宗初年“通事舍人”变“宣事舍人”,金海陵王“鹰坊”变“驯坊”,金章宗“大宗正府”变“大睦亲府”,一整套官僚体系几乎被讳字重新洗牌。

　　第二招叫缺笔。写“玄”字少最后一捺,写“朗”字缺最后一横,好比今天打码遮关键词。《贡举条式》中《淳熙重修文书式》明文规定:“玄”缺末点,“朗”缺末横,“匡”缺末横,“胤”缺末笔,“恒”缺中横,考生们背得比公式还熟。

　　第三招更绝——空字。宋孝宗亲撰古诗,其中一句“□景随形运”,岳珂指出那个空格“盖避庙讳,所以尊祖也”。皇帝写诗留白,这规矩够硬吧?最无奈的是黄纸覆盖,遇到实在绕不开的常用字,朝廷允许用黄纸贴上,相当于“物理屏蔽”,可原文被遮得七零八落,跟打满马赛克的文档差不离。

　　还有改音法。宋高宗规定,对钦宗之名“桓”,“各以其义类求之”改读:以威武为义者读“威”,以回旋为义者读“旋”,以植立为义者读“植”——同一个字在不同语境里变三个读音,这哪是避讳,分明是给汉字搞角色扮演。

私讳:

官场里的“私人雷区”

　　官讳之外还有私讳,即家讳。宋太宗雍熙二年下诏:官员三代名讳只可行于自家,州县长官不准把家讳贴在客位公示。但律文又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冒荣居之者,徒一年。”——明知官职名号冲撞祖父名讳还去上任,判刑一年。这就矛盾了:不准公开展示家讳,又怎能预防“冒荣居之”?难怪王栐感叹“人无廉耻,习以成风”。

　　直到嘉祐六年,知审官院贾黯上疏:“父祖之名为子孙者所不忍道,不系官品之高下,并听回避。”仁宗采纳后正式规定:所授官职遇府号或官称违犯父、祖正名时,不论官品高下,一律准予回避；若只犯嫌名或双名中一字,则仍旧不讳。这套制度延续至南宋,赵升《朝野类要》解释道:“授职任而犯三代名讳者”准许回避,“二名偏犯”则不准——算是人情与法理间的折中。

　　官员为躲家讳,想出了各种办法:或改换差遣地点,或改授其他职位,或换官阶(称“寄理”),甚至干脆不将犯讳的官衔写入公文。宋代官员梁克家升为银青光禄大夫,因“光”犯父名,仍用旧官系衔；施师点升官应加食实封(一种封赏,名中带“实”字),因“实”犯父名,朝廷命其免予系衔。为了一个字,升官加爵都能打折扣。

　　日常应酬更需处处留心。寇準为相,各司公文皆改“準”为“准”；王安石撰《字说》,因父名“益”,全书不收“益”字。此书若流传至今,考据家怕要抓狂。司马光避父“池”讳,称好友韩维(字持国)为“秉国”,因“持”与“池”音近,绝不直呼其字。最滑稽的是蔡京任相,往来公文皆避“京”字,改京东、京西为畿左、畿右；秦桧妻名中有“山”,全家称“山”为“岩”,您说这跟掩耳盗铃有何区别?

避讳之弊:

科举落第、诗文遭改、人命枉丧

　　避讳之弊触目惊心。宋、金朝廷礼官“每欲其多庙讳”,历代累积,士人科举最易中招,一旦不慎便名落孙山。贡院虽事先“晓示试人宗庙名讳久例全书”,张榜公布,但每试总有考生因“用庙讳、御名”遭黜落。十年寒窗因一字付诸东流。

　　更痛心的是对文学作品的破坏。宋孝宗时校雠《文苑英华》,宦官召募“后生举子”为门客,竞相改避国讳,押“殷”字韵的诗一律改“殷”为“商”,整诗韵脚全乱。大臣周必大痛呼“尽坏旧本,其甚害理者”,“殊可痛惋”,遂自校一本藏于家。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亦有版本作“斜阳树”,或因避英宗“曙”字而改“树”为“暮”,词家叹其“遂不成文”——无论哪种情况,避讳对文学肌理的侵蚀,都不啻为文明的隐痛。

　　比毁文更可怕的是枉丧人命。宋代楚州知府赵方,问一娼妓从哪里来,回答说自己“因求一碗饭,方到此”,仅因“方”字犯了他和父亲的名讳,竟被处死。陈卓知宁国府,属吏初见时无意提及“在安仁县寓居”,陈卓当即转身入内,在家庙里边哭边诉“属吏辄称先世之名”,属吏吓得手足无措,不久托病离职。黄中之子任临安府通判,官阶不过中散大夫,却借口避父讳,命全府称其为“通议”(通议大夫,高了好几阶),而他“受之自如”。更有朝官蔡昂为谄媚蔡京,称蔡为父,全家不准犯“京”字,亲属犯者训斥,奴婢犯者捶笞,宾客犯者罚酒,自己违犯则自打耳光,这等荒诞剧在当时竟习以为常,鲜以为怪。

逆行者:

那些不买账的硬骨头

　　在一片“讳莫如深”中,总有几个头硬的主儿。北宋名臣杜衍赴任并州,吏员恭敬地请示家讳,他大手一挥:“下官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言下之意:老子只忌讳贪污。包拯坐镇开封府,同样直面家讳询问,怒目而斥:“吾无所讳,惟讳吏之有赃污者!”——黑脸包公连避讳都不忘反腐,够刚。马光祖知临安府,吏人呈牒请家讳,他批道:“祖无讳,光祖亦无讳,所讳者强盗、奸吏。”三位封疆大吏如出一辙,堪称宋代官场的一股清流。

　　思想家们更直接。程颐给哲宗讲课时,内侍提醒“容”字是皇帝旧名,他不但不回避,还当堂进言:“嫌名、旧名,请勿讳。”又举仁宗时宫中因避讳改“正月”为“初月”、改“蒸饼”为“炊饼”反遭天下非议的例子,劝皇帝不必在细枝末节上折腾天下人。朱熹也吐槽本朝避讳无聊,说汉宣帝原名“病己”也没见谁避过,平帝旧名同样不讳,宋朝搞“圣祖玄朗”纯属自寻烦恼,甚至说“那圣祖莫较远似宣祖些么”,言下之意,八百年前的远祖何必供着?

　　南宋词人张孝祥更写了篇《讳说》,直言避讳这事“始闻而笑,中闻而疑,终之不能自决”。他援引古礼:“二名不偏讳,卒哭乃讳,礼也；私讳不及吏民,不讳嫌名,律也。”意思是,你自家躲着老爹名字走没问题,别拿来折腾下属和百姓。宋理宗时张端义也批评“自避于家则可,临官因致人罪则未可”,虽不反对避讳本身,却坚决反对以此构陷他人,这种“有限宽容”的主张,在避讳狂潮中已属难得。

　　回望这段历史,看似荒唐,实则是一部浓缩的权力运作史。皇帝用避讳固化神圣,官僚用避讳彰显尊卑,百姓则在避讳中学会谨小慎微。从“放火三日”的笑话,到“山药”更名的日常,每一个改字、缺笔、蒙黄纸的瞬间,都是皇权对语言和生活最隐秘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