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裘履正先生的父亲裘家风先生生前在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任襄理，后又随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先生加入公私合营银行工作至退休。由于工作关系，裘家保留了一批有价值的相关资料，裘履正家族经过商议，决定无偿捐赠给笔者供职的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笔者翻阅这批资料，发现其中一封黄炎培致王志莘的信札极为珍贵，遂作简单记录，也藉此向裘履正家族高风亮节的无私捐赠义举表示敬意。

信札内容如下：

志莘兄

顷谈为快，沈传写正，送上一分（份）存兄处，如一周年纪念须印分，可依此稿。手颂

公安 附传

黄炎培 顿首卅七、七、一

附件为两纸粘成一纸，竹纸，竖式右读：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传》——黄炎培

十九世纪的末年，中国初推行新教育，那时候，学校除传统的书本教育以外，初有体操，但还没有音乐，第一个把乐歌教学生的，是沈心工先生。

先生名庆鸿，号树逵，心工是他作歌时的笔名。父诵清，母姓刘。公元一八七零年，清同治九年，先生生于上海。上海当西洋人没有来经商开租界时，早因地理关系，为在内地与沿海间帆船输出入土货的良好港口，商业相当繁荣，沈氏因此起家，上海沿黄浦有生义码头，“生义”就是沈氏商号名。至先生时，帆船运输业早消灭了，先生自幼随他的母亲住青浦，后因父亲在湖南做官，八岁时随母到湖南，住长沙、辰州等地，在家塾受长兄庆长的教，廿一岁考入上海县学，就婚于辰州莫氏，夫人名雪梅。

先生廿五岁执教上海约翰书院，同时自习英文算学，廿七岁，光绪廿二年，上海南洋公学开辟，先生考入师范班，同时创设一附属小学，受任为教师。卅三岁东游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自己忽然感觉对音乐唱歌特别有兴趣，后来普遍流传中国儿童嘴里的《男儿第一志气高》歌，就是先生当时留学的试作。既而回国，仍就母校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为教师，自制歌曲，教学生。上海各校纷纷聘先生兼教音乐歌，一时很多中小学教师受教于先生，转教他的学生。上海南市设有沪学会，聘先生教音乐，李叔同即后来成音乐家美学大家后出家为僧的弘一大师，他的初期音乐实从先生受来的。

世界是在演进的，中国辛亥一幕，是从种族解放演成政体的革新。五四运动一幕，是因外交问题，促成了文化上的革新。国民军北伐，是结束了从袁世凯叛变所造成的军阀政治，而开始了政党政治。在这翻云覆雨式的急激的演变中间，不知多多少少人的岗位自动的被动的给狂潮推倒，独先生兀然不动，受任了小学主任他的本位不动，兼任了大学训育主任，他的本位仍不动。可是到民国十六年终于辞职退休了。先生待学生和自家子弟一样，在职一天，没有一天离开过学生群，计算先生在一个教育机关里，前后服务了三十年，而绝大部分日力和精力，都尽瘁在以乐歌为中心的教育上，从没有移动一步，而他的思想是前进的，很早即主张电影教育。

先生退休以后，朋友们强迫他当南汇县县长。做官非先生所长，也非先生所志，不久就辞了职，辞职为什么？就为了清官做不通，非分的钱当然不受，赔钱又赔不起，在任一百二十五天，已赔了先生的清贫所无法担负的数量，但南汇县老百姓至今还在想念他。

三十年老教师，当然桃李满天下了，先生飘然一身，漫游大河南北及青岛、庐山诸名胜，溯长江而上，入夔门、访巴蜀，所至门弟子欢然迎迓，相处如家人父子，极师生的乐事，正在计划南游，而先生忽患心脏动脉硬化，时时发喘，经年略愈，而七七抗日难作，淞沪沦陷，八年中间，闭门过忧愤的生活，精神日渐衰老，至卅四年春，卧床不能起，其后加患摄护腺肿胀，公元一九四七年中华民国卅六年九月五日殁。年七十有八。子葆琦学商、葆昌学工、葆中学农，女葆安。

先生初期所授乐歌，编有学校唱歌集，后来经先生亲手修正，编定为《心工唱歌集》，共存歌八十二首，没有一首不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意味，先生所深深致意的是爱国，是自主自立，是惜时爱物，哀劳工，哀劳农。尤重体育和童子军，全部歌词的精神是美的，是天真的、生动的、奋发的、沉着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博爱、是自由、是平等。先生三十年中教学生，尽量发挥他们的思想和才能，而引导到一条光明大道上去。

我和先生是南洋公学初期的同学，中间几次同事，于上海教育界，吾家子弟不少受先生教，且受得很深，我的亡侄自习音乐，以作曲著名，亦曾受先生很深的教育影响，自信我是认识先生较多较真切者之一人。

先生向主张信仰自由，晚年受了基督教洗礼，殁前遗嘱，废除一切世俗的仪仗，遗体付火葬，骨灰投入大海。

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先生是一个纯正的教育家，是一个完人。

关于沈心工先生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传》是刻蜡油印，非黄氏亲笔。

沈心工和黄炎培曾同在南洋公学学习。沈心工约1897年考入南洋师范班，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师范生。黄炎培1901年考入蔡元培先生任总教习的特班，特班培养的对象是学贯中西的高端人才。1902年南洋公学因“墨水瓶事件”闹学潮，某先生上课时发现讲台上有一空墨水瓶，认为学生在讥讽他胸无点墨，遂强烈要求校方开除数名被怀疑的无辜学生，蔡元培帮助学生与校方沟通无果，遂与学生共进退，蔡先生辞职，大部分学生退学。蔡元培在给学生的临别赠言中说道：“我们应该自动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同学中对某一门能当教师的就当教师，愿回乡办教育的也很好。”最后两句话似乎就是分别说给沈心工和黄炎培听的。沈心工后来毕其一生投身音乐教育，而黄炎培后来就回乡办了川沙小学，也就是后来的浦东中学，再后来就创办了著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中华职教社。

沈心工殁于1947年9月，黄炎培在1948年7月为沈氏写了小传，用以周年纪念。因为“我（黄炎培）和先生是南洋公学初期的同学，中间几次同事于上海教育界，吾家子弟不少受先生教，且受得很深，我的亡侄自习音乐，以作曲著名，亦曾受先生很深的教育影响，自信我是认识先生较多较真切者之一人”。黄氏这段话是表明其执笔的理由，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他自己不便说，因为他是时代大先生，下笔行文影响广泛，利于沈先生的事迹广为人知。

文中的“亡侄”就是黄自，1938年去世，生前创作了大量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所谓的学堂乐歌，现在似乎已经不怎么有这一说法，其实就是适合在校中小学生演唱的歌曲，包括儿歌及民歌等，学生音乐课本上的歌就是学堂乐歌，流行歌曲显然不合适。而黄炎培先生撰写的这篇小传已经成为有关中国学堂乐歌的重要史料。

黄炎培在文中也明确提到弘一法师李叔同的音乐创作受到沈心工的影响，以黄对沈、李两人的了解来看，黄既出此言定非虚构。虽然李叔同1901年入南洋公学，沈心工1902年自费去日本留学，似乎两人还没什么交集，且沈心工在南洋公学时期尚未进入学堂乐歌的创作，但沈心工对李的影响显然是在其离开南洋公学之后，因为后面两人曾在上海南市沪学会共事了一段时间。而李创作《送别》的路径与沈心工先生如出一辙，只是沈的学堂乐歌注重教育，李叔同的创作更偏重艺术性。

沈心工1903年在日本创作的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也叫《体操》，在当时中国广为流传，这首儿歌既点燃了国人的希望，也激励国人要从小立志，强身健体保家卫国：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互相交融广泛且深入，借鉴对方的诗词曲调是经常的，这首歌就是借用了日本人的曲子。这一现象至今在文化艺术领域依然存在，譬如日本的俳句，时常就能在中国的唐诗中找到出处。歌词由沈心工撰写，写出国民共同心声，已见其以音乐来教化国民的端倪。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救国理念深刻影响了沈心工，后者终其一生为此而奋斗。沈心工的《学堂乐歌集》不停再版，沈本人也被多家学堂请去兼职乐歌课，只是恨自己分身乏术。

这篇小传确立了沈心工先生中国学堂乐歌第一人的历史地位，还隐约提到了李叔同的音乐创作。实际上中国学堂乐歌的开端和发展都出自上海南市的沪学会，代表人物就是沈心工和李叔同。黄炎培先生通过这篇小传为中国学堂乐歌历史梳理了一条可信的脉络，所以这篇小传虽然简短，但意义蛮大。

关于王志莘先生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先生传》是黄炎培为纪念沈心工去世一周年而作，从短札中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应该是有纪念活动，而之所以写信给王志莘，一定是作为金主的王志莘也参与其事。

王志莘是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他早年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教社任职，黄炎培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他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提倡“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让动手的读书，让读书的动手”，“手脑并用，做学合一”。这样的教育理念深深吸引了王志莘，他积极投入，成为中华职教社的一员，并曾担任《生活》周刊首任主编，但第二年就受陈光甫之邀，投身金融界，以实现其“振兴实业，服务社会”的理想。王志莘与黄炎培交集的时间并不长，虽然曾是黄炎培下属，但两人是亦师亦友的终身伙伴关系。王志莘后来担任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成为中华职教社的长期金主，因此也有了黄炎培的这封信。

黄炎培在沈心工传里面提到，沈心工晚年受了基督教洗礼，这句似乎是闲闲一笔，其实在黄氏心中一定是重要一节。

1903年黄炎培在南汇新场发表反清演说，被告发，遭南汇知县逮捕并拟就地正法。黄炎培的友人向上海基督教慕尔堂求救，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步惠廉得知后，以自己的影响力，联手另外两位牧师向清政府交涉，成功将黄炎培等人保释，并安排他逃亡日本。因为这样的生死之交，黄炎培与步惠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炎培的事业虽然是以儒家行入世，也从未加入基督教，但他身边围绕了一批基督教徒，包括中华职教社的第二号人物、同时也是对王志莘有知遇之恩的杨卫玉先生。杨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著名的《生活》周刊也是杨先生主管，王志莘任周刊主编就是受到杨卫玉的委托。而笔者在翻阅王志莘文件时，发现有一批与基督教青年会往来信札打印稿，有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征募会每年的征募信，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募捐函、聘为顾问函等，甚至有王志莘主动为女青年会写劝募信件，劝募名单也附列其后，其中有著名的华资公司当时名流等。这批信札显示了王志莘的新华银行不仅支持实业、支持教育，还跨界支持基督教会，这其中一定与黄炎培与步惠廉牧师的生死之谊有关。

关于本信札

在黄炎培致王志莘札的另一面是叶圣陶先生致黄炎培札，而这一面才是正面。信笺上印有“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几个字，部分缺损是因为叶圣陶先生是裁了半页来用的。内容如下：

任之先生 尊鉴：顷拜

复示，知所求荷蒙

垂许，感极喜极。月底

惠稿，殊不嫌迟。先此伸谢，敬请

道安

晚 叶绍钧 顿首六月二十五日 下午

半开的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笺纸，尺寸上与古人尺牍更接近，老式文人看似不经意的节约用纸，其实也是更推崇古制的审美反映。没想到的是黄炎培更节约，将叶先生书信以墨笔一圈，类似钱庄开出钱票已兑现，这里表示已读，利用反面写札致王志莘。实干家出手，彼此知晓并非失礼。

信封是上海山东中路谢文益精制，厚毛边纸外裱红色云龙纹，彩笺信封，略带喜气又不失古雅。信封也是叶氏来信原件，黄炎培依然以在正面画墨圈的方式，显示正面作废不用。

背面：

江西路

新华银行

王志莘先生启

黄任之卅七、七、一

因为都是专人送达，邮资也免了。

两位执笔者都是文化巨擘，且一纸两札甚为难得，免不了既读其文，复赏其书，摩挲品玩，爱不释手。

叶圣陶先生向黄炎培先生约稿，黄炎培先生答应了，叶先生这封信是对此表示感谢，“感极喜极”，四字略显夸张的欣喜，面对师长辈还是非常恰当而合适的。叶先生是文人。

叶先生是《生活》周刊的第二任主编，是王志莘先生的接班人，两人都曾经是黄先生的下属，一纸两札三人，有意思的一种汇合，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服务于社会，三位先生都是实干的理想主义者。

黄炎培致王志莘札，行文极简，虽然不能说增一字则繁，但既然能明白表达又何必别加修饰，这和他修编模范志书《川沙志》的理念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书法有“字如其人”一说，笔者大不以为然。纵观古今书法，不乏奸臣而书法上佳者，仅从书法上无法辨别君子小人。然而，书以人传则是成立的，世人先知其人后观其书，则人书相得。黄、叶两札对此说有较明显的体现。

黄炎培此札书法可以看到碑帖融合、碑底帖面的特点，因为其书法取径颜真卿，又曾临摹张猛龙、郑文公等魏碑，最终因为书写方便实用的关系，留下的大量书法墨迹多为行楷，楷书行写，行书楷写，且完全自成一体。他的这件信札，虽然字数不多，但字形宽博如见胸襟，笔法刚直如见性格，气息厚重又不失文雅，更是其学养的外化。即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件完美的作品。叶圣陶先生则完全是帖学风格，先生书学二王，功力深厚，从此札可以看出，其结字工稳，用笔精到，气息儒雅，从容安静，是文人而不失风骨的典型面目。清末民初书风崇尚碑学，而黄、叶两先生似不受时风影响，能各自书写本真面目，此两札放在任何朝代文人书家手札中，都不逊色，尤其黄炎培先生，书风自成一家，可为后人楷模。

当今世界已经很少有人亲笔写信了。那种墨笔涂抹在宣纸上留下浓淡枯湿的痕迹，那种见字如面的亲切，那种仿佛能看到书者忧喜静躁的会心，那种能听到墨笔行走在纸上的窸窸窣窣的声音，那种在灯下展读如同融入昏黄画面中的恬愉……都随着一个崇尚手书的旧时代远去了。

新时代固然有另外一番风景，只是带着温度的笺纸已经不再实际使用，作为收藏品，仅供缅怀。

原标题：《读《黄炎培致王志莘札》兼及其他 | 徐兵》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来源：作者：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