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黄 伟

　　“关键的一票”的政治勇气、反对分裂的政治智慧、政治工作的制度远见，这些立体地呈现了王稼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魅力与思想力量。

　　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的厚岸村，十五六岁时，因不满封建家庭的束缚，他毅然离开家乡。据记载，在一次演讲中，他讲述自己如何反抗封建式旧家庭、如何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而“一气离家，令听者动容”。这一早年反抗封建桎梏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已隐约映现出他日后敢于作出独立判断的性格底色。

　　1924年春，王稼祥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阁中学。1925年，他与同学一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冬，王稼祥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加入旅莫支部中的学习小组。回国后，王稼祥积极投身革命工作，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王稼祥带着长征前未愈的伤口，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途。正是这场漫长的远征，将他推向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中心，也使他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完成了从教条主义者到实事求是路线的坚定拥护者的深刻转变。

　　在长征转移中，王稼祥以非凡的政治勇气、深邃的历史洞察和坚韧的革命意志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这一票不仅因为它发生在决定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更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的领导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成自我革命，作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历史性选择。

　　“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与毛泽东见面后，他便被毛泽东人格魅力深深吸引。这种独特的吸引力，来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理力量。在中央苏区，王稼祥亲眼看到，凡是按照毛泽东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指示去办的，往往适得其反。这一朴素的认知成为王稼祥思想转变的起点，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尊重实践的态度。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当会议讨论是否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明确支持毛泽东继续留任前方。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与毛泽东同坐担架，边行边谈。王稼祥本人对这段经历有过回忆：“我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腹部受重伤，长征开始，伤口尚未痊愈，只得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进。一路上我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时，我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论，我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但是，李德不听我的意见，结果是使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这段自述清晰地表明，王稼祥对在反“围剿”战争中已经形成并多次表达过的坚定判断。湘江战役后，形势万分危急。王稼祥回忆，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对局势非常焦虑，想来想去只有向毛泽东同志表白自己看法。”他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听后赞同王稼祥的想法，但担心地问：“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坚定地回答：“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随后，王稼祥主动承担了联络协调工作，先找张闻天，再找周恩来，又找聂荣臻等军队负责同志逐一交换意见，取得支持。在召开会议的条件尚不成熟之时，王稼祥先做通关键人物的思想工作，逐一说服。这种“谋定而后动”的稳妥策略，体现了他在重大转折关头高超的政治智慧。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在毛泽东率先打破沉默、定下基调之后他立即跟进，既避免了第一个发言可能面临的压力，又以“接力”方式形成了政治合力。这种对发言时机的精准把握，显示了王稼祥在重大场合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他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部队。在双方意见对立的关键时刻，王稼祥掷地有声地说：“中国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后来毛泽东曾深刻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反对分裂

　　如果说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体现了王稼祥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自觉，那么他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的表现，则展现了他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政治智慧，以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大局意识。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妄图分裂党和红军。在战略方针上，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而党中央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在这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斗争中，王稼祥既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又展现了策略的灵活性。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王稼祥明确支持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他认为这个地区有很好的条件，“帝国主义的干涉远，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要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去，关键是必须迅速从松潘打出去，“如果我们动作快，面临的困难就少。如果我们的动作慢，面临的困难就多”。但是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会后，王稼祥受中央委托，与李富春、刘伯承等人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宣传中央决定。此时，王稼祥没有采取简单对抗的方式，而是通过正面宣传和耐心说服来争取团结。为争取团结张国焘，毛泽东、朱德等同王稼祥商量后，请他单独跟张国焘谈一次。此时，红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两支主力合兵一处来之不易。若采取公开批判的方式，可能激化矛盾、导致红军分裂。正是在此背景下，王稼祥选择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说服路径。据时人回忆，两人的谈话从太阳落山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当时张国焘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对这次谈话有这样的记载：朱德“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这从另一面印证了王稼祥在说服工作中既坚持原则又注重策略的努力：他不是简单地批判和指责，而是试图通过深入沟通来维护团结。

　　然而，张国焘的野心最终还是膨胀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提出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鉴于当时形势不宜立即开展。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坚持认为不能因为一些困难而放弃向东发展的方针：“向东发展，背后无敌。背后的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成为苏区的一个主力。”9月3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要挟左路军和党中央南下。9月9日，张国焘又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毛泽东得知后迅速与正在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北上。然而，耐心说服并非无原则的退让。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王稼祥在会上明确指出：“现在向南的方针走不通，只有死路。”南北路线问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而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是张国焘主义”。王稼祥将张国焘错误从“战略分歧”定性为“路线分歧”，在理论上划清原则界限。

　　政治建军

　　王稼祥认识到要使红军胜利完成党赋予的使命，“必须使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证红军尤其是红军中的党在思想上的绝对一致”。早在1933年反“围剿”时，王稼祥就积极主张动员大批工农群众补充红军，他指出：“动员工作的好坏同红军战斗力和红军的胜利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完成这个计划，必须深入我们的宣传鼓动，必须纠正过去宣传鼓动工作一般的与简单化的缺点，必须把我们的政治任务与保护工农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更为可贵的是，他将动员工作视为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而非一次性任务：“群众报了名当红军，这不是动员工作的完成，而仅仅是开始。要知道动员工作不单是政治宣传鼓动，而且是伟大的艰苦的组织工作。我们必须巩固他们的政治情绪，注意每一种不好情绪的表现，设法克服这种情绪，组织优待他们家属的工作。”“我们必须深入的解说中央的决议，耐心的教育全体战士，不疲倦的说服犯错误的同志，才能真正保障党的路线执行和思想斗争正确的发展。政治工作的不深入和官僚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非布尔塞维克的倾向和惩办主义只会产生恶果，这是政治工作的耻辱和罪恶。”

　　1934年2月，王稼祥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此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事日趋吃紧，红军在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节节失利，部队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已难以扭转颓势。王稼祥敏锐地意识到，必须从政治层面为红军注入精神力量，以思想上的统一弥补军事上的被动。他在会上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要求“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巩固思想上的一致，在战争中统一意志，完成战争的任务”，努力“于军队中党员的党性的提高”。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更取决于它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和精神意志。王稼祥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洞察到了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辩证关系：红军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之所以能区别于旧军队而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的关键在于领导者以身作则。王稼祥本人正是“生命线”最有力的践行者。长征前他的腹部被弹片击中，由于医疗条件差未能手术根治，长征开始时他是参加长征的中央领导同志中伤病最严重的一位。但是伤病的巨大折磨没有消磨他的革命意志，不管身体多么虚弱，他都时刻关注党和红军的命运，在毛尔盖，他看了许多电报、文件，“常常看到深更半夜”。在部队连续行军、疲困交加的时刻，战士们的信心往往不是来自空洞的口号，而是来自对身边领导者的观察。当伤病最重的王稼祥坚持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时，这种无声的示范比任何政治动员都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