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陈白 FT中文网）

在AI对白领工作替代越来越快的当下，就业本身的定义和概念，其实已经出现了重大分歧。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陈白

在AI对白领工作替代越来越快的当下，就业本身的定义和概念，其实已经出现了重大分歧。

过去几年来，当人们谈论“零工经济”时，语境往往带着某种居高临下的庇护意味。它是经济转型期、劳动力过剩时的“蓄水池”，是连接平台算法与线下物理劳动的过渡形态。

但如果我们将视线从零工经济挪开，投向正在发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就会发现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那就是所谓的“固定工作”（Full-time job），这个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视作现代文明基石的生存状态，或许才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历史偶然。

我们以为AI带来的冲击更多是技能上的替代以及由此导致的摩擦性失业。但现在看还是过于天真了。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新技术，它正逼迫我们去拆解那些被包装成常识的制度遗产：技术不仅改变技术本身，技术同样改变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就业模式。

工作的历史

要理解今天对于工作的焦虑，首先需要对“工作”本身进行一次复盘。

在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一个人成年后的标准生活范式是：通过教育获取技能，进入一家企业或机构，签署一份劳动合同，每天在固定地点工作八小时或者更长时间，按月领取薪水，享受社保，直至退休。

我们甚至习惯于通过“你在哪里上班”来定义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然而，这种将劳动者高度绑化在特定组织内、以时间为单位出售劳动的“固定工作”模式，实际上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回过头看，在前工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劳动形态其实一直是“灵活”的。无论是农夫依据时令耕作，还是手工业者在作坊里接单，抑或是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的独立执业，他们的劳动往往是任务导向而不是时间导向。人们控制着自己的节奏，劳动的边界与生活的边界紧密交织在一起。

改变这一切的是工业革命。

随着蒸汽机与大型机械的引入，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但这种飞跃建立在资本集约与分工精细化的基础之上。

福特制（Fordism）与泰勒制（Taylorism）的相继崛起，开创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现代工厂制度：劳动力被要求集中在同一个物理空间，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运作。

为了保证流水线的高效运转，原本分散、自治的劳动者必须被标准化、去个性化，成为大机器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到了白领时代，其实更多也只是把工厂替换成了写字楼、办公室。

也正为了配合工业大生产的需要，“固定工作”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应运应生。企业需要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以降低交易成本，而劳动者则出让了时间与行动的自由，换取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保障与社会安全网。

这一模式随着20世纪中叶公司制度的完善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达到顶峰，彻底重塑了人类对“工作”的认知。我们开始认为，拥有一个“单位”、一份“固定工作”，是理所当然的生存状态。

但问题是，当技术的车轮轰鸣着驶入AI时代，这种基于过去工业流水线思维的“固定工作”模式，其存在的根基正在发生剧烈的动摇。

AI的真正冲击

目前，绝大多数讨论依然局限在“AI会取代哪些岗位”的微观视角：程序员会不会被取代？翻译会不会失业？文员是否还有存在价值？……

但这种讨论往往遮蔽了问题的关键。AI带来的真正冲击，从来不是单一岗位的消失，而是对组织模式、公司边界的根本解构。

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的企业性质理论中指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存在交易成本。当在企业内部协调劳动的成本低于在市场上买卖服务的成本时，企业就会扩张；“固定员工”正是这种内部协调成本最小化的产物。

然而，大语言模型与智能体（Agent）技术的成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个人创载的能力门槛。

在AI时代，传统企业中为了传递信息、监督管理、维持庞大行政运转而设立的中间层级正在被迅速压缩。AI不仅能完成代码编写、文案撰写、数据分析等具体任务，更扮演了“超级协调员”的角色。

这意味着，未来打造一款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不再需要一个拥有数百名固定员工的庞大公司，可能只需要三五个懂技术、懂业务的“超级个体”，调用若干AI工具或智能体协作网络即可完成。

这直接引出了一个核心矛盾：在AI时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模式？

事实是，目前全球范围内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我们正处于一个旧模式难以为继、新模式尚未建立的“混乱真空期”。

传统的固定工作模式之所以难以持续，是因为AI彻底打破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对称性。对于企业而言，维持庞大的固定员工队伍正在从资产变成高昂的负债；按需调用AI、按项目组建灵活的外部协作网络，成为了效率更高、风险更低的策略。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依靠在一家公司绑定三五年、靠积累年资获取晋升与保障的路径正在被瓦解。

但问题在于，我们现有的整套社会制度，都是围绕固定工作模式建立的：劳工法建立在“雇主-雇员”的二元对立框架上；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高度依赖雇主与雇员的定期缴纳；银行的信用评估体系依赖于企业开具的收入证明与劳动合同；连教育体系都在源源不断地按照工业时代的标准生产着“合规的雇员”。

当AI大规模替代人类的固定岗位，这种技术变革与制度滞后之间的张力将达到临界点。所以，这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整个社会制度容错能力与重塑能力的巨大考验。

如果我们不承认“固定工作”正在走向解体，一味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强行维持传统的就业率，或者寄希望于AI能自动创造出等量的、具备同样稳定性的“新固定岗位”，那无异于扬汤止沸。

技术的演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AI让知识获取与执行的成本趋近于零，组织的微观单元必然趋向极小化，劳动的供给方式必然趋向模块化与弹性化。

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摆脱对“找一份好工作”的盲目执念，转向思考如何重建社会支持体系。

劳动，还是必须的吗？

当AI不仅能替代体力劳动，更能替代智力劳动，乃至在创造力、分析力上超越人类时，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劳动，在未来还是必须的吗？

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中，劳动一直被赋予了崇高且神圣的道德色彩。无论是加尔文主义中的“天职”观念，还是工业革命以来提倡的劳动最光荣，我们都习惯于将劳动视为获取生存资料的唯一正当途径，甚至是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尊严与认同的终极源泉。

“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一条经济法则，更是一条不可撼动的道德伦理。

不过，对于劳动的反思也由来已久。

早在古罗马时期，塞涅卡在《论时间的短暂》中就曾指出，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将时间出卖给他人，为了追求所谓的财富与地位，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忙碌，从而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掌控。

在塞涅卡看来，过度沉溺于被安排的工作，是对生命最奢侈的浪费。然而，在最近两百年里，拥有工作却被认为是一种幸福。也正因此，斯多葛主义在今天盛行，本质上是对大工业生产诞生的工作模式的心理反叛。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保罗•拉法格在其《懒惰的权利》中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批判。拉法格认为，工人阶级被一种“劳动的狂热”所蒙蔽，将本属于统治阶级用来异化他们的手段，当成了自己的道德信仰，“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工人们……那就是对劳动的爱，这种爱甚至达到了消耗个人及其后代生命力的狂热地步。”

拉法格主张，随着机械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人类应该勇敢地争取“懒惰的权利”，将自己从无休止的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去享受艺术、哲学、游戏与休闲。

到了20世纪初，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高效生产力，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著名的《赞美闲暇》中对工作这件事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判，罗素甚至把工作称为剥夺人生存意义的现代“奴隶制”。

不过，哲学家们的反思一直都像是脱离生存而谈的乌托邦，直到AI来了。

当AI能够在效率、质量、成本上全方位击败人类劳动，那么将“提供劳动力”作为获取社会分配份额（也就是工资）的唯一凭证，其合理性便彻底崩塌了。

当生产的要素越来越向算力、算法与资本倾斜，劳动的边际价值必然递减。继续强求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在某个岗位上消耗时间来换取生存权利，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更催生了大量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人们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维持“忙碌”的假象而在庞大的官僚体制中虚度光阴。

这正是AI时代最深层的悖论：技术本应是将人类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终极工具，但在旧有观念与制度的束缚下，它却变成了剥夺人们生存来源与社会身份的威胁。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要歌颂灵活就业这件事。而是呼吁一种对于工作的新认知和新制度共识需要尽快形成——当劳动不再成为报酬，如何维持人的生存权利？

要实现这种转变，社会必须建立起全新的分配机制与保障底线。无论是近年来备受讨论的“无条件基本收入”（UBI），还是基于算力与AI收益的社会基金，其核心逻辑都在于：解开“劳动”与“生存”之间的强行绑定。

只有当社会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兜底的安全网，人们才不再需要依靠一份“固定工作”来维持尊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创造路径。

但现在最严峻而紧迫的问题是，当劳动不再被需要，这张人的保障网未来到底应该长成什么样，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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