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研究。胡荣教授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是自20世纪80年代原创性地提出“社会单位”理论范畴，经过数十年持续建构，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5项，专著《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作为厦门大学社会学科建设的推动者，他于2000年参与创立社会学系，2019年出任社会与人类学院首任院长，带领学科跻身全国A档行列。在家乡福建寿宁创办“群学书院”，将学术智慧回馈乡土，践行了社会学人“知行合一”的深切情怀。

理论的自觉：超越“补充完善”的路径

问：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时代使命与学界共识。您如何看待这一命题？特别是社会学界应该怎么做？

胡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社会学人的使命，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实践表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路径，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组织方式、不同的制度安排，可能产生不同形态的现代化模式。社会学工作者必须回应这一时代命题。

我认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能仅限于用中国的东西补充和完善西方学者的理论，也不能局限于以中国特色的材料来提炼理论。“补充”和“完善”的思路，本质上仍然是以西方理论为框架，把中国的经验材料当作填充物。这样做出来的研究，虽然在方法论上看似严谨，但理论的主体性始终不在我们手中。同样，仅以中国经验材料来提炼理论，虽然有价值，但如果缺乏更大的理论雄心，也容易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

理论有不同的层次，有很抽象的宏大理论，也有相对具体的中层理论。我们应该有更广的视野，也可以构建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中层理论或基于中国经验材料的理论比较容易提出，容易得到认可或接受，但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会产生更好的影响，更能确立中国社会学的地位。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策略，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不能永远只满足于中层理论。中国有着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现代化转型实践，这样丰厚的理论土壤，理应孕育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宏大理论。

社会单位：贯通宏观与微观的理论尝试

问：您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建“社会单位”理论，能谈谈这一理论的缘起和核心构想吗？

胡荣：“社会单位”理论的缘起，来自我对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的宏观与微观脱节问题的思考。在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宏观社会学关注国家、社会制度、世界体系等大尺度现象，微观社会学则聚焦于面对面的互动、个体行为等小尺度现象。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试图从宏观层面构建统一框架，但最终过于庞大而难以操作化；符号互动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层面富有洞察力，却难以延伸到宏观社会结构。如何打通微观与宏观，是困扰一代又一代社会学者的根本性理论难题。

“社会单位”这一统摄性范畴，正是试图应对这一困境。我将社会单位界定为“人与人之间在互动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或为一定目的而建立的具有持久关系的集合体”，本质上指的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这一定义有三个理论特色：其一，以“关系网络”为核心意象，使社会单位这一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弹性，能够涵盖从二人组到世界体系的所有分析层次；其二，强调“持久关系”，意味着社会单位不是短暂的互动集合，而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社会存在；其三，区分了“自然形成”与“为一定目的而建立”两种形成机制，同时涵盖了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组织。

根据规模大小，社会单位被分为四个层次：小型社会单位（如家庭、邻里等面对面的初级群体），中型社会单位（如工厂、学校等社会组织），大型社会单位（主权国家），以及巨型社会单位（世界体系）。根据权力关系，社会单位被区分为自主型和依附型。根据结构化程度，又可分为正式与非正式。这三个分类维度构造了一个立体的类型学空间，使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经验现象可以在同一套概念工具下得到定位和比较。这样，从微观的家庭互动到宏观的国家治理，都可以在“社会单位”这一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贯通性的解释。

从概念到体系：社会单位理论的分析维度

问：社会单位理论的分析维度有哪些？这一理论如何与西方社会学经典理论展开对话？

胡荣：社会互动是社会单位理论的核心分析维度。社会互动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互动双方的信息沟通、互动者动作的相互作用以及资源转换——其中资源转换是社会互动发生的主要动因。个体因为无法靠自身的资源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与他人发生互动；互动过程中建立各种社会单位，同时通过建立的社会单位与其他社会单位发生互动、获取资源。

在社会互动的类型划分上，最具理论创新意义的是直接互动与间接互动的区分，以及三对基本互动方式的提出：合作与竞争、互助与冲突、交换与掠夺。其中，“交换与掠夺”这对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交换是建立在互动双方自愿基础上的资源转换，掠夺则是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后盾的单向资源攫取。这一区分将资源获取途径的正当性和权力化约纳入了社会互动的核心分析矩阵，使研究者得以在同一理论框架下讨论从日常人际交换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宏大议题。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殖民扩张获取资源，本质上是一种“掠夺式互动”；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走的是通过平等交换获取发展所需资源的道路。这种互动方式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

社会单位理论还提出了“价值需要”概念——由个体内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所驱动的需要。经过社会化过程，个体将特定文化中的价值观内化为一种“心理秩序”的需要，当外部世界与这一内在秩序不一致时，个体会产生认知失调感，从而驱动其采取行动。这一概念为理解社会整合机制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论述形成了有意义的对话。

在理论对话方面，社会单位理论与西方各个流派的理论展开了系统对话，为理解不同社会单位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这种努力，正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需要的那种理论雄心——不是在西方理论的缝隙中寻找中国案例，而是构建一套既“植根中国”又“对话世界”的理论体系。

宏大理论的追求：确立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地位

问：您提到应该构建宏大的社会学理论，这在实践中如何实现？社会单位理论的最新进展如何体现这一追求？

胡荣：构建宏大理论并不意味着脱离经验现实去构建空中楼阁。恰恰相反，宏大理论的力量在于它能够为经验研究提供统一的解释框架，使不同的经验现象在同一理论下得到贯通性的理解。社会单位理论的最新进展，正是将这一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我们将国家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单位——具有暴力垄断性、自足性和完全自主性——从社会单位的基本属性和社会互动的类型学出发，系统分析中国这一社会单位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之间的本质差异。

研究发现，中国作为社会单位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资源分配体制，以党的全方位领导为核心的权力组织方式，以统一思想为特征的价值整合机制。这三重独特性共同塑造了“举国体制”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运作模式。这一分析不仅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做到”，也揭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同”，为理解不同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提供了统一的概念框架。

我始终认为，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会产生更好的影响，更能确立中国社会学的地位。我们不能只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注脚者。中层理论当然有其价值，但如果整个学界都停留在中层理论的层面，中国社会学就永远无法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有力的声音。社会单位理论是一种尝试——它试图在宏大理论的层面作出贡献，用一套原创性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来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性理论问题。这既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十年坚守：见证与推动厦大社会学科发展

问：您在厦门大学已经工作了整整四十年，见证了厦大社会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能否回顾一下这段历程？

胡荣：1986年我来到厦门大学时，社会学还只是一门课程。从一门课到一个专业，从一个专业到一个系，又从一个系到一个学院，这个过程是几代厦大社会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学科建设上，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研究，培养具有理论原创能力的学术人才；另一方面，要推动社会学方法的普及和教学创新。在我的教学中，田野调查一直占有重要位置。社会学如果脱离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就会变成空泛的概念游戏。同时，我策划了“社会学走进中学”系列活动，推动社会学的普及教育。2023年我回到家乡福建寿宁，创办了“群学书院”，不仅举办公益和科普讲座，还每年举办“群学乡村振兴论坛”，邀请国内顶尖社会学专家探讨乡村振兴及相关学术问题。

问：对于青年社会学研究者，您有什么寄语？

胡荣：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归根到底要靠人，我对青年学人的建议有三点：第一，要有扎实的方法功底。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方法是做好研究的基础。第二，要深入田野。中国的社会变革每天都在发生，田野中蕴藏着最丰富的理论资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有构建宏大理论的雄心。不要满足于做西方理论的注脚，也不要满足于仅从中国材料中提炼中层命题。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当代中国社会学工作者不仅要运用既有的理论资源来解释中国经验，更要基于中国经验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是我们的时代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