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幕阜山脉的余脉在赣西北蜿蜒，于修水县的褶皱深处，辟出了一方名为黄龙乡的天地。小时候随着父母离开家乡，只知道自己是江西人，却总是记不住家乡的名字。后来，回到家里读书，方才熟悉了这里的一切，慢慢知道了自己的来处。

寻根：从何而来

得益于《樊氏族谱》、樊氏族谱主编樊协平先生的著作《忠孝传奇》的出版以及无数樊氏相关宗亲总会的努力，我得以在文献中追寻到本家可能的源流。

水有源，树有根。修水樊氏，泛觞于南阳，属江右一脉。翻开族谱，先人的足迹是一部伴随着朝代更迭与战乱离散的沧桑史。始祖先代字派为“怀天原九，昌世忠宗，秀叔克仲，用伯仕公，曰以一与，尚字接重”。据文献记载，江右樊氏一世祖怀韬公始由襄阳、南阳侧壁跋涉，最终栖居于南昌府鄱阳湖畔。先祖以“三阳居士”自居，躬耕礼仪，不求闻达，只期子孙繁盛。然而，“国治家族兴，国乱家族衰”，南宋建炎年间骤降的兵燹，打破了三阳之地的宁静。为了保境安民，樊氏子弟死伤惨重，先人痛定思痛，生出避乱迁居之念。历史的机缘，让第七世祖忠厚公与其弟承父遗志，迁居宁州（今修水县）画桥之地。他们在茗坑披荆斩棘、开荒立业。然天道苍茫，一场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压垮了家园，忠厚公痛失爱妻与幼子。在巨大的悲恸中，他携幸存的长子宗靖夫妇移居画桥草鞋港，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忠厚公遂成修水樊氏的一世祖。此后岁月，画桥樊氏渐成远近闻名的富族，却仍未躲过元末至正十年的乱世浩劫。兵火洗劫，全族几乎覆灭，仅十四岁的用德公在佃户与恩人拼死护佑下藏身深山，得以幸存。明洪武年间天下初定，用德公携家室返回宁州画桥，于百废待兴中重振基业。劫后余生的樊氏一族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在“仕”字一派下衍出十二房，终成今日修水大桥镇万余人口的蔚然大宗，拥有修水境内规模最大的宗祠。

由传承来看，我家属忠厚公后裔仕字一派十二房中的四房仕越公一派。先祖一直生活在大桥镇上，但贞字派的第二十六世祖在田间劳作时骤亡，其妻改嫁，第二十七世祖，纯字派的樊公律成“随娘下堂”，即随着改嫁的母亲到继父家中，由此迁居到今黄龙乡白桥村一带。后来，其母过世析产，律成分到了岭上一屋，是为高林屋，此后一直居住于此，传至我这一代已是高林屋的第五代，亦是修水樊氏的第三十三世，属友字派。从襄阳到鄱阳，从画桥到黄龙乡，地理的坐标在变，但血中的牵绊从未断绝。至今，但凡家有喜丧大事，那声来自大桥宗祠的乡音与席间的觥筹，依然是我们最坚固的归属。

先辈们在黄龙乡的深山中停止了千年的迁徙，将乱世的漂泊化作了对土地的无声坚守。当宏大的宗族兴衰史化作祖龛上的一缕轻烟，属于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在时代浪潮中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便在这片黄土与汗水间，拉开了序幕。

扎根：集体生活下的挣扎

岁月的风沙掩埋了更早的先人足迹。由于时间久远，再早一点的家族历史已被淡忘，且就从祖父谈起。

我出生前祖父便已过世，对他的认知，全是由父亲和叔伯们的只言片语拼凑而成。祖父的父亲是修水樊氏第三十世祖，属“明”字派，派号明爱，大名两钱。他是民国时人，勤恳耕作，家境尚算殷实。田产确数已无人知晓，只听说两钱公一家每年可产四十担子谷。因未请长工，多靠自己动手，土改划成分、分田地时，两钱公被定为“中农”，未被“打倒”。

一九三五年，祖父出生，属樊氏第三十一世，派号哲木，大名学圣。从这名字，便不难读出曾祖寄予他的厚望，希望他多读些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家中那时还有余力，祖父幼年读过五年私塾，学会了写字算账。据父亲讲，那时并无学校，是请先生来家中教书。

祖父十五岁时，其父撒手人寰，只撇下孤儿寡母。后经人介绍与祖母成亲，解放后田地收归政府，家财也渐耗尽。据叔伯们说，祖母似是地主人家的女儿，娘家后来被“打倒”，田产分给了中下贫农。但她已嫁给祖父，陪嫁未被收回，据说还藏着几枚“袁大头”，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便一枚一枚地掏出来贴补了家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拉开，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潮水般漫卷农村。所有人都入了社，分成若干生产队，从早到晚一起耕作，收工后到记分员处记工分，工分便是分粮的凭据。叔伯们后来都管这叫“集体生活”。

祖父被分到了第一分队。凭借着早年私塾里学来的那点写字账的底子，他在集体中谋了个记分员的职责，负责管理集体的财务收支，统计工分。然而，职务上的体面并不能掩盖生活底色的苍凉。当时家里孩子们，像雨后春笋般接连降生，祖母必须留在家里看顾这群渴盼等待喂养的儿女，全家上下便只剩下祖父这一个整劳力。仅靠祖父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加上当记分员换来的那点微薄工分，要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养活一大家子人，无疑是像在贫困的泥沼中艰难跋涉，家庭的境况愈发捉襟见肘。

祖父与祖母一生共育有九个孩子。除二女儿彩莲在饥寒交迫中早夭外，剩下的八个孩子全靠着他们二老含辛茹苦、从牙缝里省下口粮，才得以长大成人。这八个孩子中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属于樊氏第三十二世的“孝”字派。为图吉利，祖父以派号为引，给儿子们分别取名“富、贵、清、贫、圆、满”，两个女儿顺应当时的乡土习惯，被唤作菊莲与秋菊。

祖父虽一生为农，终日与汗水相伴，但他识文断字，心里始终有一份属于旧式读书人的骄傲与不甘。但在那个唯成分与政治面貌论的年代，村干部必须由党员担任，而祖父不知何故，终其一生都未能如愿入党，这成了他晚年闲坐时，常常叹息的一桩遗憾心事。

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宗法乡土社会里的暗中较劲从未停歇。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周围的樊氏族人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至亲”。虽然血脉相连，但日常的闲言碎语与互相攀比却是乡村生活的调味品。人们最喜欢的，便是谁家的孩子能多识几个大字，谁家能出一个党员，谁家能到村上干一份体面的活计。为了在族人面前挺起脊梁，为了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祖父曾咬紧牙关，试图用读书来改写门庭。他让家里所有的男丁都去学堂念书，但在沉重的生活重担下，大多数叔伯们勉强读到小学，之后便辍学回家务农。到了最后，家里的积蓄也仅供一人继续深造，这便是二伯父孝贵。祖父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特意为他取名“立贤”，期盼他能如圣贤般立身处世，振兴这风雨飘摇的家业。然而，命运再次开启了一场残酷的玩笑。二伯父虽然不负众望考上高中，却在巨大的精神压力或某种难言的苦闷中染上了严重的酒瘾，终日沉溺于杯中之物，醉酒后便常发疯，最终彻底毁了前程，不仅没能如祖父所愿当上村干部、出人头地，反而成了家族中一声沉重的叹息。

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五，他生于一九六八年，正值“文革”。那是一个疯狂与混乱交织的年代，所幸祖父一家的成分尚属清白，未被扣上“黑帽子”，依旧在集体生活中默默忍受着日益深重的贫困。父亲自幼便是个极爱读书的痴儿，在长辈们的回忆里，童年时代的父亲，生命的刻度被放牛的晨露与割猪草的月光所填满。每天凌晨，他需在鸡叫头遍时，起身放牛，喂完猪后才能一路狂奔至学校；夜幕降临，又需摸黑，背着竹篓去山坡上割猪草。留给读书的时间微乎其微，家中更无余钱为他添置笔墨纸砚。即便如此，父亲却如饥似渴地反复咀嚼着哥哥们翻烂的旧课本，甚至在放牛的间隙，厚着脸皮去向已读初中的二伯借书来看。那时的学费仅需一块钱，但在那个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年代，祖父依然硬撑着让孩子们坐在了破旧的课桌前。

然而，时代的狂沙终究掩埋了父亲的求学梦。1970年代，父亲刚升入初中。那时冬日严寒，学生需自带柴火去学校取暖烧水。但“文革”期间，对山林管控极严，树木皆归大队集体所有，家里分到的那点柴火根本不够这群读书的孩子消耗。为了取暖，父亲只能冒着风险偷偷上山捡拾枯枝落叶。命运在那一天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父亲在捡柴火时，被生产大队的护林员当场拿获，没能跑掉。护林员气势汹汹地押着父亲来到祖父面前，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赔款70元，要么全家拉去“批斗”。70元，在那个几分钱就能买一斤盐的年代，无疑是笔惊天巨款。祖父深知“资本主义投机行为”这顶帽子的分量，若是戴上，轻则批斗游街，重则面临牢狱之灾。在巨大的恐惧与绝望中，祖父低下了头，挨家挨户地求爷爷告奶奶，东拼西凑，才将这笔仿佛能压断脊梁的赔款付清。从此，这个家彻底被掏空，再也榨不出一分钱来供父亲读书了。初中仅读了半年的父亲，在那场风波之后，满心酸楚地合上了他的书本。那不仅是一个农家少年求学梦的破灭，更是一代人在时代局限下面对命运的黯然妥协。

谋生：时代浪潮中的南下

1980年代，历史的坚冰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消融，那让人噤若寒蝉的时代宣告落幕。农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包产到户，生产队按人头分田，一口人分得一亩田。由于大姑当时已远嫁他乡无权分田，祖父一家共分得了九亩薄田。然而，面对几个即将成家立业的成年儿子，这九亩地所产出的微薄口粮，犹如杯水车薪，让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更是为了给自己谋一条生路，父亲决定学一门手艺。当时，三伯已跟随一位樊氏至亲学得了几分木工手艺，父亲便拜三伯为师，从刨木头、锯板子学起。起初只是帮衬着左邻右舍打造些粗糙的桌椅板凳，待到手艺精进，便跟随着三伯走街串巷，做起了“乡工”，甚至远赴县城揽活接单。

时代的浪潮总在裹挟着普通人拼命向前奔涌。进入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县城的木匠活计日益萎缩，难以为继。1992年，那是一个充满躁动与机遇的年份。在县城赚不到钱的父亲，毅然决定加入浩浩荡荡的南下打工潮，去外面闯荡一番。他跟随同乡来到了九省通衢的武汉，在那里的建筑工地上挥洒了一年的汗水后，攒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敏锐的父亲察觉到了私人工厂兴起的商机，果断拿出了所有的血汗钱，并向亲戚四处举债，在武汉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木质家具厂。从门框、窗户到衣柜，父亲凭借着扎实的手艺自产自销。那几年，飞扬的木屑中飘荡着改变命运的曙光。家具厂利润丰厚，一年竟能盈利数万元，连在外打工的叔叔们也纷纷前来投奔，兄弟齐心共图大业。

1998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父亲带着这几年辛苦攒下的钱款荣归故里，在村里拔地建起了第一座敞亮的大平房。那时兄弟们皆已分家，大伯二伯搬出旧居，父亲则与祖父母以及几个叔伯继续在这座新房里生活。然而，建房、娶妻生子、贴补弟弟们的花销如流水般涌出，父亲的积蓄也逐渐见底。再回想起当年，父亲苦笑着对我说，那时总以为家具厂的生意能一劳永逸，只要手艺在就能永远赚钱，便从未想过要未雨绸缪、多存些余钱。

然而，时代的潮水退息时，始终悄然无声。千禧年左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锻造门窗迅速替代了传统木框。没读过多少书、不懂精密制造的父辈，没能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家具厂在时代的转角处黯然失色。

破产后的父亲没有被打倒，他转头南下广东，从武汉的木工老板，变成了深圳坪山的室内装修工。室内装修有包工和点工之分。包工赚得多些，但全靠自己找业务；点工按天算钱，收入稳定却不多。父亲没加入公司，选择单干。在深圳那个由修水老乡构成的逼仄圈子里，父亲像头沉默的老黄牛。他是个本分到了极点的人，不善言辞，在这座物欲横流的城市里几乎交不到什么朋友。

在坪山的城中村里，同乡工友们下工后最大的消遣，便是聚在麻将馆里吞云吐雾、搓牌唠嗑，那是他们在这个异乡不多的心灵慰藉。然而父亲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他不吸烟、不喝酒，更不碰麻将。每日满身灰尘地下工后，总是安静地待在闷热的出租屋里，或是独自在街边散步，隔绝了一切在他看来无效的交际往来。在这个不善交际的传统农民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商海沉浮留下的油滑，唯余一种近乎执拗的质朴。所幸，几个叔伯与姑父们都在同一片屋檐下做着同样的营生，大家彼此照应，才让这座冷漠的城市有了些许的温度。

破局：香火之外的书香

一个人仅仅依靠出卖苦力支撑一个家庭的蓝图，是场漫长而又无声的艰苦战役。2007年，当我呱呱坠地时，父亲已经是个三十八岁的中年男人了。然而，在那一辈农村人骨髓深处，那句古老的“养儿防老”犹如一道不可违抗的祖训，始终挥之不去。于是，在两年之后，妹妹又降生到了这个世界。由于我和妹妹皆年幼，母亲只能困守在出租屋的方寸之间悉心照料，彻底失去了外出工作的能力。从那一刻起，整个家庭的吃穿用度、未来的千钧重担，全部死死地压在了父亲那并不宽阔的肩头。

因为这沉甸甸的重担，父亲变得极其抠门与节俭。一元硬币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他的口头禅永远是“钱要花在刀刃上，该省省该花花”。由于自己少年时代因贫穷而被迫辍学，没读过什么书，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父亲将毕生的执念都倾注在了我和妹妹的教育上。他唯一的奢望，就是盼着我们能考上大学，脱离这满是粉尘与汗水的装修工地，找份体面安稳的工作。

然而，随着进城务工洪流的汹涌，农民工子女的求学问题，成了那个时代城市边缘最尖锐的痛点。父辈们从贫瘠的乡村跋涉至繁华的都市，随之而来的流动儿童群体，也在城市中面临着巨大的教育鸿沟。像我们这种外来户籍的孩子，若想在深圳踏入公立学校的大门，必须提供租赁合同的备案、父母连续缴纳的社保记录，以及老家教育部门开具的就学联系函等一系列材料。对一个处于灰色地带、单干谋生的装修工人而言，没有社保，没有正规的租房合同，公立学校的门槛高不可攀。唯一的出路，只剩下那些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其中，即便是所普通的私立学校，一学期的学费也高达2500元。由此，大多数农民工选择让孩子回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但父亲并没有把我和妹妹送回老家读书，而是咬牙让我们在深圳读了私立学校。我曾问过原因，他只说是想要把我们带在身边，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受限于底层打工家庭的环境与落后的教育理念，虽身处中国最发达的经济特区，我的学习状态却如同野草一般，处于散漫的“放养”状态，未能得到任何系统化的栽培，而这，也正是千千万万务工子女真实的生存缩影。

在深圳浑浑噩噩地读完小学五年级后，现实的壁垒再次横亘在面前：由于没有本地户籍，我根本无法在深圳报名参加中考。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商讨后，父母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转学回修水老家。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踏上返乡列车的前一天，那个连买根冰棍都要犹豫半天的父亲，竟破天荒地领着我们走进了一家麦当劳餐厅。他奢侈地为我点了一大堆散发着诱人香气的食物，然后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模样，笨拙而郑重地叮嘱：“回到家后要拼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嘴里嚼着汉堡，根本无法掂量出父亲这句朴素话语里，藏着多少辛酸的血泪与沉甸甸的期盼。

回到修水老家，生活便再次被编织进了传统宗族社会的庞大语境之中。在这个讲究纲常伦理的农村，做什么事都要讲求风水，求神拜佛更是渗入骨髓的日常。在我的记忆深处，最鲜活的印记便是建房必看风水、读书必拜神佛、外出打工必挑黄道吉日。

2017年，因老家房屋年久失修、难以居住，父母决意在村里再起一座新楼。那年春节父亲返乡，第一件事便是恭恭敬敬地请出诸多菩萨，用神秘的“卦象”占卜新房的朝向，祈求神明庇佑家人康健、子孙繁盛。最终菩萨降下“坐北朝南”的法旨，虽不解其中玄机，但父亲与叔伯们对此深信不疑并严格执行。父亲并非迷信，但在这敬畏天地的乡土社会里，逢年过节他总会领着我去庙宇中虔诚叩首，抽几支灵签，卜问来年的财运与吉凶。升入初中后，我渐渐懂得了这种仪式的重量。此后，父亲常带我去祠堂祭拜祖先，祈求列祖列宗保佑我金榜题名。按照家族古训，女孩本无资格参与核心的祭祖大典，但由于父亲膝下无子，他只能固执地带着我出席大小祭祀，试图让我这个女儿也能将这份“祖宗家法”铭记于心。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是樊氏一族追思先人的大节。提前一个月，家家户户便忙碌着叠“包袱”烧给祖先，同时还要给当年有新丧的亲友家送去慰问的“包袱”。“包袱”的制作极有讲究，需用洁白的纸张将冥币包裹得方方正正，再手执毛笔，严格按照族谱上的字辈，工工整整写下每一位已故先人的尊称，以保万无一失。送往别人家的“包袱”还要缠上一圈红纸，内附礼金，主家则回赠些米面等实用品以示答谢。每年的“包袱”分为敬奉先人的“祖宗包”与孝敬神明的“菩萨包”。自我初中习得书法起，家里这写“包袱”的繁重任务便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也因此将家族冗长的世系与供奉的神祇烂熟于心。每年中元，父亲与叔伯们总会雷打不动地从南方赶回，在火光冲天中焚烧包袱，以此祈求祖先的荫庇。

中国的农村，是一个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的熟人社会，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同姓聚居的庞大村落里。亲戚邻里间虽有互助的温情，但更少不了暗流涌动的攀比。比拼的核心，永远是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父亲一生最大的痛处，便是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在老一辈人的顽固观念里，唯有男丁才算延续了家族的香火；如今虽说女儿也能录入族谱，却依旧被剥夺了继承派号的资格。这种在今天看来腐朽不堪的规定，在五六十年代的老人眼中却是不可亵渎的金科玉律。正因如此，父亲在家族里饱受轻视与冷眼，甚至有人肆无忌惮地劝他去抱养一个男孩防老。面对这些如刀般的嘲弄，父亲从未有过激烈的反驳，他总是用沉默来吞下所有的委屈。看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我暗下决心，唯有发愤苦读考上大学，才能为父亲洗刷耻辱，找回丢失的面子。

中考那年，我如愿考入修水县第一中学。为了确保我的学习万无一失，父亲作出了一个极其奢侈的决定，让母亲在县城学校旁租房全程陪读，只求我能心无旁骛地扑在书本上。陪读的经济压力令人窒息，昂贵的房租与日常开销，无情地吞噬了父亲在深圳烈日下流下的大半汗水。但他从未有过半句怨言，总是掷地有声地说，只要能给我们换来更好的前程，他再苦再累都甘之如饴。

高中三年的苦读如白驹过隙。在决定命运的高考前一周，父亲特意从千里之外的深圳请假赶回。他庄重地将平时信奉的所有菩萨请至老家的厅堂，在高考的那三天里，他屏息凝神，定时定点地为神明敬香，将一个底层父亲全部的无助与希冀，都寄托在了那袅袅升起的青烟之中。放榜那日，成绩虽未创造奇迹，但也与平日的水平相符，总算有了一张大学的入场券。填报志愿时，文科的局限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最终，深谙世间冷暖的父亲替我做了决断：报考定向师范生，为未来谋求一个旱涝保收的安稳保障。

在古老的乡土逻辑中，考上大学乃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必须操办升学宴，更要回本家祠堂祭祖叩谢。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母带着我庄重地回到了大桥樊氏祖祠，在祭拜完宏大的总祠后，又去参拜了我们第四房的四房祠。升学宴当天，修水大桥樊氏宗祠破例赠予了我一块巨大的牌匾，上面赫然写着“金榜题名”四个大字。如今，这块沉甸甸的牌匾高高地悬挂在老家新房的厅堂正中。每每凝望于它，我总能回想起父亲在那一天笑中带泪的舒展面容。那不仅仅是对我十年寒窗的最高褒奖，更是整个宗族对一个没有儿子、却用血汗托举出大学生的父亲迟来而隆重的致敬。

后记

回首百年岁月，我们家三代人的命运轨迹，恰好完美契合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条最为典型的发展脉络。祖父那一辈人，在人民公社干瘪的土地里刨食求生，将一生捆绑于农亩，是为“耕”；父亲这一辈人，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巨轮南下漂泊，靠着一双手艺和无数的汗水养家糊口，是为“匠”；到了我这一代，得益于父亲拼尽全身力气的托底，我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坐在大学的殿堂里，未来还将以教师的身份走上三尺讲台，传道授业，是为“读”。从“耕”的困顿，到“匠”的挣扎，再到“读”的破局，这三个字，不仅是我们这个微小家庭在时代洪流中完成的最真实的阶层跨越，更是无数中国家庭生生不息的缩影。

幕阜山下的黄龙乡，青山依旧，绿水长流。以后的每一个年节，大概依然会遵循着千百年的老规矩，燃起祭奠祖先的袅袅香火。那升腾的烟雾，不仅是对先人亡灵的深深敬畏，更是我们借以铭记自身血脉、不忘来处的最深沉的根。只不过，在明灭不定的百年香火之外，我们这个曾经在泥土中挣扎的家，如今也终于氤氲起了切切实实、可以改变命运的悠悠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