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董劭伟

　　著名历史学家黎虎先生出生于1936年8月22日，于2022年7月6日去世，享年86岁，今年是黎虎先生诞辰90周年。

　　黎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大学时代开始学术生涯，到弥留之际对其研究课题念念不忘，数十年的学问人生中留下了丰富的史学财富。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张金龙教授在《纵论中外 神游汉唐——黎虎先生的学术人生》（《光明日报》，2024年4月22日）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扬州大学李文才教授在《曲谱胡汉风韵，歌诵华夷交融——黎虎先生民族史研究特色略论》（《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6期）一文中对黎虎先生的几个重要学术领域进行了评议，牛润珍、孙继民等人也都对黎虎先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认可。笔者在黎虎先生古稀之年后接触交流较多，或当面聆教或电邮、微信交流，虽学问远不逮黎虎先生一二，但深受其潜心治学又热爱生活的学术人生之鼓舞，本文不揣谫陋对黎虎先生在古典学、职官制度等传统文化领域的成就略陈己见，以为纪念。

　　古典学研究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专家都从不同角度取得了对古典学多方面的认识，其中古代史特别是贯通先秦汉唐史研究的学者，其成果从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渊源和流变。结合当前日益成为显学的古典学范式，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揭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在众多研究学者中，黎虎先生以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精耕细作构成了其古典学研究的特征。

　　黎虎先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2卷本《黎虎文集》中，从中可看出，在对于夏商周的研究方面，其能够深入浅出且结合考古资料对夏商周的历史进行通史考述，形成了《夏商周史话》一书。更能体现黎虎先生对中华文明重要深刻认识的专题研究，则体现在《论聘礼与婚礼的渊源关系》（《文史》，2009年第1辑）、《周代交聘中“礼尚往来”原则》（《文史哲》，2009年第3期）、《周代交聘中的对等性原则》（《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等文中，这些研究是黎虎先生在已经构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后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古典外交渊源时进行的学理探究，虽然是史学探讨，但同时也是对中华古典文明的探讨，无论揭示的“礼尚往来”原则还是对等性原则，这些对中国古代民族交往、外交关系等都有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也是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则，由此可见黎虎先生从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入手，对中国古典文明中“滋养和启迪后世”的重要方面作出了史学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对于外交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外交圈与今天的外交关系有一定区别，但作为政权间的交往体制，自从国家产生或独立政权产生以来便实际上存在着，为给以区别，黎虎先生使用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这一概念，这也是中国学术界较早使用“古典”一词来命名某一专门领域，而外交这一领域从古典文明源起至演进，再到近现代，其中的原则一以贯之，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在研究中，黎虎先生主要依据先秦典籍，而这正符合古典学的研究范式。

　　在黎虎先生史学生涯的又一黄金时期即21世纪初到其辞世之际，他对长沙走马楼吴简等进行了认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以吴简为出发点的学术成果，主要围绕吏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在破立之间辨析了“吏户”问题、论述了“吏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一体性、社会属性等，与此同时，对“真吏”“给吏”“军吏”等概念进行了研究，这里的研究无不上溯先秦延展至汉唐，构成了吴简研究的新篇章，形成了吏民问题研究的系统成果。在此基础上，黎虎先生进行了更具学术价值的研究，即对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这一史学大问题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其发表的《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河北学刊》，2022年第5期）、《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文史哲》，2023年第6期）等文章体现了黎虎先生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深入分析。如果说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古典外交学科是黎虎先生在古典学方面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那么吏民系列研究和在此基础上探讨的古史基本问题的研究则体现了一代史学家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深邃认识，而这是建立在扎实的史学研究基础之上，这也体现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点，即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职官制度史研究

　　黎虎先生在汉唐史、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吏民系列等研究上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学大家，纵观概括其研究成果的《黎虎文集》12卷本，还可以发现黎虎先生在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史研究方面有一些颇为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黎虎先生在制度史研究上成就最显著的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研究，在《汉唐外交制度史》《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书中对直接执掌外交事务和关涉外交制度的相关职官进行了精细考察，其特点是对外交制度进行系统研究，故而对汉唐时期相关职官的外交职能的揭示更为全面，丰富了对这些职官职能的认识。

　　其次，在对吏民系列研究中，黎虎先生不遗余力地探讨了真吏、给吏等相关词汇的历史意涵，其中对真吏问题的探讨可以丰富对中国古代职官授任形式的认知，即在职官系统中存在真吏、真官，与之相伴随的还有非真吏、非真官，而且形式丰富，黎虎先生这一梳理有助于将对古代职官的认识上升到新的层面，即对各类授除形式可以给出精准的认知，而黎虎先生在《刘贺“登基”与两鸿胪》（《文史知识》2016年第8期）一文中即以此为基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研究颇具启发性。在对中古时期“给吏”的专题研究中，黎虎先生则揭示了中国古代一种新的职官进迁选拔的方式，即“给吏”可以作为职官入职的重要方式，这一方式可以说是汉代职官选任的一种独特方式，既不同于已有职官制度研究的认识，又客观准确地提出了新的见解。

　　治学特点

　　关于黎虎先生的史学研究特点，学界已有充分梳理，本不必多言，而其中有一个特点对于当前学界仍有一定意义，故有必要在此作一介绍。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史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正如黎虎先生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初版后记中所言“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重复，是认识未知而不是重复已知”。这里所要言及的史学特点就是黎虎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不以成果发表为止境，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其对已发表的成果进行了颠覆性改变，但确实也有一定“颠覆性”的改进。试举一例，《说“给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一文最初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此后该文进行了不断修改完善，修订稿载于长沙简牍博物馆编《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上册）（岳麓书社，2016年8月）。

　　根据《黎虎文集》整理者李文才教授在整理中加上的一系列“敬识”说明可知，单以《中国古代吏民问题研究》一卷收录的“最新修订稿”“刊后最新修订稿”等就可见黎虎先生对该卷每一篇发表的专题论文在刊载后都进行过修订，甚至有些修订是不断进行的，从《黎虎文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研究》按语可知，“此文黎虎先生最初投寄《历史研究》杂志时，原稿字数为36000余字，后来《文史哲》2020年第1期正式刊布时，长达54000余字。”“如今，位于本卷首篇位置的《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一文，就是根据黎虎先生最新刊后修订稿整理而成，全文69000余字，相较于《文史哲》刊布时的字数又新增了15000字”。

　　若再看其对《汉唐外交制度史》一书的修订来说，该书出版时命名为《增订本》，其篇幅由50.6万字增加至63.6万字。以上修订体现了黎虎先生严谨务实的态度。从《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的《再版跋语》中可见，黎虎先生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后一直关注学术界动态，除了自身延续已有研究而出版了80余万字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二册本外，还一直对学界“中国古代外交”等相关术语的使用很关注，“尤为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以中国古代外交制度为研究课题的学术著述陆续问世”，同时在《再版跋语》中又以考古例证来说明，“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的考古发现及其陆续公布，不仅不是动摇，而是日益为‘中国古代外交’‘外交制度’这一命题不断地增加砝码”。这体现了黎虎先生对自己学术创造的影响的关注，而这主要出自其珍视自己的研究是否经得起检验及能否给学术界带来真正的贡献。黎虎先生有这份学术真诚，为了夯实已有研究的生命力，其便以不断修改来进行优化，从而形成立得住的学术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