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七夕，古称乞巧节，自古就有女孩对月穿针、投针验巧的习俗。这个节日，似乎天生是属于女子的，仿佛与男孩无关。我年轻时也这样以为，甚至从未想过要向哪位神灵祈求什么“巧”。然而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你没有刻意去“乞”，命中的“巧”却接二连三地撞上门来，躲都躲不开。更巧的是，这些“巧”无一例外，都与七夕有关。

　　我人生里的第一个“巧”，发生在1982年的8月25日。那年，我刚从师范毕业，分配到老家镇上教书，暑假里参加青年教师的集中培训。报到那天，我顺着花名册一张张看过去，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眼帘，竟是我初三时的同班同学。抬起头，她也正好望过来，愣了一瞬，随即笑了，那笑容还是旧时模样，淳朴里带着暖意。说实话，此前同事们热心牵线，见过几位姑娘，客客气气地聊过，最终都没了下文。说缘分未到也可以，说心里缺了那么一点儿悸动也可以。可那天，就在那个普普通通的培训教室里，看着她利落地擦桌子、摆讲义，满脸的热情与质朴，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培训间隙，我们坐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聊初三时谁抄谁的作业，聊当年那个总爱敲黑板的数学老师，也聊初登讲台的紧张与兴奋。谈起学生时，她眉飞色舞，说到困难时也不抱怨，只是笑着说“慢慢来”。

　　经过无数个夏日黄昏，两个年轻人的话越说越密，像溪水汇入溪水，渐渐分不清彼此了。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天是七夕，后来翻日历，才恍然——原来我们的故事，是在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里悄悄开始的。

　　1996年8月20日，我有了第二个“巧”。那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七夕节。日子过得清苦，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过几百元，除去正常生活开支，就所剩无几了。妻子是个爽快人，但从不会伸手要什么。七夕节前她笑着逗我：“哎，七夕了，咱们咋过？”我笑笑，说给你个小惊喜。她摆摆手，没再追问。她知道我兜里那几个钢镚儿，浪漫不起。

　　七夕那晚，吃完简单的晚饭，约莫八点钟，我悄悄拧开了收音机，调到本地电台的点歌节目。妻子正低头叠洗好的衣裳，忽然收音机里传出主持人温润的声音：“下面，一位乡村教师想为他的妻子闫翠华女士点播一首歌，周华健的《花心》，祝她七夕快乐……”妻子的手一下子停住了，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那首歌旋律轻快，歌词却深情：“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她没说话，只是把叠了一半的衣裳放下，走过来挨着我坐下。那个晚上，我们就那样肩并肩，感受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缕缕温馨，满屋子都是普通而又珍贵的幸福。

　　从那以后，每一个七夕，我都想方设法“折腾”一点小名堂。有时是清早去田野里采一把沾着露水的野花，用草茎扎紧了，插在搪瓷缸里；有时是用彩色卡纸剪剪贴贴，做一张歪歪扭扭却写满字的贺卡；有时是把她念叨了许久的一本书、一支发卡悄悄买回来。花不了几个钱，有些甚至分文不花，但每次看到她眼角漾开的笑纹，我就知道，幸福这东西，有时跟银子多少没关系，跟用了多少心却有天大的关系。

　　今又七夕，我们已进入知命之年。鬓角的白发藏不住了，眼角的皱纹也愈见清晰。妻子傍晚散步时漫不经心地问：“今年还折腾不？”我抿嘴笑笑，摇摇头说还没想好。其实心里那个小小的计划早就悄悄萌芽了，但暂时还不能说——这份“巧”，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要等到七夕的月亮升起来，才能见个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