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 本报评论员 王春华

北京，这座拥有七百余年建都史的古城，正处在一个新的关键历史节点。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份15篇59章的北京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正式落地。紧接着，一份由10部分30条构成的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被分解为148项重点任务清单……

从“都”的功能强化到“城”的品质提升，从行政边界的内部优化到跨区域的空间重构，密集出台的政策文件背后，是一个延续多年的根本命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北京”。

这座城市的发展改革逻辑，正围绕“都”与“城”的辩证关系展开。

“都”是魂——千年古都的首都担当

北京因“都”而立、因“都”而兴。从元大都的棋盘街巷到明成祖的紫禁城，再到新中国新时代的“四个中心”，七百余年来，“都”的功能一直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定位。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将战略任务概括为五个字“都”“产”“人”“城”“安”，排在第一位的便是“都”。13个分领域篇中，5篇聚焦“都”：政治中心服务保障，文化中心建设，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建设。

以“都”的功能谋划“城”的发展。这不是先后次序，而是改革的主攻方向。

在核心区，统筹实施“双控四降”与功能优化提升，推进老城平房区保护更新与申请式退租并行。胡同还在，烟火气还在，但空间在释放、功能在疏解。

在城市副中心，5月开始施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首次以地方法规形式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固定下来，明确赋予副中心“更大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自主权”。

处理好“都”与“城”的关系，让副中心真正成为“以副辅主”的战略支点。

“城”是基——减量时代的超大城市转型

北京是全国第一个进入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十四五”期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量约50平方公里。城市扩张史第一次按下“反向键”。正确把握“舍”与“得”，在减量瘦身中实现提质增效，推动城市结构与首都功能高度适配。

今年1月，《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正式获批，三个同心圆层层展开。以50公里为半径的通勤圈，连接北京全域与环京12个区县。地铁平谷线今年开通后，三河到东大桥只需约40分钟，“进京”正在变成“进城”。以100公里为半径的功能圈，涵盖京津雄及廊坊、保定、张家口部分区县。这里正在培育“京津雄创新三角”，一条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综合创新走廊正在形成。以150公里为半径的产业协同圈，辐射整个京津冀城市群。万亿级产业链在这里跨区域延伸，“北京研发、津冀转化”从概念走向常态。作为全国首个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都市圈规划，其改革深意在于“以空间格局的重塑，倒逼行政壁垒的打破”。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成为最具突破性的改革试验场。2026年，北京首次在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单列城市更新指标，支持盘活低效产业用地和商业楼宇200公顷以上。北京还创设了总规模1000万平方米的市级城市更新激励指标池，第一年投放300万平方米，“先到先得、先干先得”。这套机制的本质是向存量要空间、向效率要动力。

产业领域的改革同样大刀阔斧。“十四五”时期，北京已培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业、医药健康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到“十五五”末，北京将新培育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6月出台的《北京市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提出28条举措，围绕产业创新、市场开拓、人才保障等七大领域系统发力。营商环境改革在制度型开放领域破冰，“一网通办”数智化升级……改革的触角正延伸至更深层的制度空间。

“都”与“城”的交响——从空间重构到治理重塑

“都”与“城”的辩证统一，最终要落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设置了6方面29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相比，新增了9项指标——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人均接受文化场馆服务次数、北京口岸出入境人数占全国比重……从经济增速到民生刻度，从封闭管理到开放度量，这些新指标是市民可感可及的生活品质，也标注着世界城市坐标系中的首都北京定位。

2026年上半年，“立法先行”成为北京改革方法论的重要特征。除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和《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立法工作计划还安排了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等25项立法项目。以法治固化改革成果、以立法引领改革方向，“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治理新范式正在形成。

“十五五”刚刚起笔。新时代，北京“都”与“城”的辩证演进之路，正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一份独特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