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邓 强

　　中央苏区时期，食盐既是最为紧缺的生活必需品，更是关乎苏区存亡的战略物资。面对缺盐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团结一心、顽强斗争，多措并举应对食盐困难，彰显了党同人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深情。

　　统筹食盐调度

　　为应对食盐危机，中央苏区着手建立专门机构，统筹食盐调度工作。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首任部长为邓子恢，主要职责是调剂苏区粮食、指导合作社运动、发展对外贸易。该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后调整为对外贸易总局，专门负责打破封锁、开展对外贸易工作。对外贸易总局下设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筠门岭、吉安值夏等贸易分局，在重要口岸设立采办处，建立起中央到地方、水路和陆路并进的对外贸易体系。中央苏区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组织，主要负责中央苏区粮食、食盐等生活物资的调配、销售工作。

　　为筹措贸易发展资金，临时中央政府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其中200万元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总局作为经营资本，鼓励发展赤白贸易（即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对外贸易总局经营状况日渐好转，出口的粮食、钨砂、樟脑、纸张、木材等产品卖出高价，从白区购进大量食盐、布匹、医药器材、军工材料等。赣县江口贸易分局交易高峰时一天收购食盐四千多斤，出售稻谷一万多斤，成为赤白贸易的重要枢纽。同时，临时中央政府保护并鼓励私营商业发展，对私营盐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一些白区开明商人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将大批食盐、布匹、药材贩卖到苏区。通过赤白贸易购进的食盐，各级合作社以优惠价格销售给苏区群众，极大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有力保障了军民食盐需求。中央苏区的食盐工作从分散转向有计划、有组织，有效发挥平抑盐价、保障供应的作用。

　　熬制硝盐

　　1934年，苏区私商贸易渠道被切断，食盐供应陷入更严峻的困境。7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发布《为紧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熬硝盐运动》的训令，要求每个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或其他生产合作社至少建立一个熬盐厂，鼓励各地熬盐厂相互交流经验，提高熬盐技术。《红色中华》作为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发挥“喉舌”作用，大力号召“熬盐运动的开展，是击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有力的工具，是保证红军的供给与改善工农生活的强大的武器。广泛的开展熬盐运动是各地苏维埃当前的一个战斗任务！”群众性熬硝盐运动迅速在苏区各地开展起来。

　　苏区政府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大办熬盐厂，广大苏区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人人动手寻找含盐泥土。有的拆下老屋的墙根土，有的甚至去找棺材底下的泥土，作为原料熬制硝盐。根据《红色中华》1934年9月26日报道，江西省7个县已建立熬盐厂580个，每天生产硝盐约1900斤。兴国县熬盐成绩最为突出，全县在一个月内建立熬盐厂312个，每日出盐651斤，以生产自救缓解苏区食盐供给困难。熬盐后产生的副产品硝，可作为红军部队制作弹药的原材料。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表扬了闽浙赣苏区熬盐所取得的成绩，称赞“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老红军刘达回忆，“吃的盐，大部分是自己挖厕所地下的土熬出的硝盐”。土法熬盐受提纯设备简陋、熬制工艺落后的限制，硝盐中含有亚硝酸钠等有毒成分，味道苦涩，长期或大量食用可致中毒甚至死亡。苏区群众因食用硝盐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食用硝盐实为被逼无奈之举。

　　武装夺盐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山区，境内几乎不产食盐，所需食盐完全依赖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区输入。随着封锁不断严密，苏区盐价暴涨，食盐极度匮乏，红军指战员每日食盐供应量不足三钱，不少人因缺盐身体浮肿、战斗力下降。为了解决盐荒，苏区中央果断决策，红军主力突破封锁线，深入白区开展武装夺盐。《红色中华》对以战争获取食盐的行动进行宣传，号召苏区军民用战斗打破封锁，在战场上夺取食盐。

　　1933年7月，以红三军团为主、红七军团第19师等部队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将夺取食盐作为重要战斗任务之一，号召“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东方军先后攻占顺昌县洋口、峡阳，缴获食盐15万斤。9月，东方军在延平缴获食盐7万斤。1934年2月，红七军团再次入闽作战，一举攻克将乐县城，缴获大批食盐，有效缓解了部队盐荒。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红九军团的协同配合下，强攻大田县城，再获食盐万余斤。8月，先遣队乘胜东进，攻占古田县水口镇，又缴获食盐10万余斤。红军主动出击，到食盐资源丰富的地方开展武装夺盐，不仅为部队快速补充了食盐，还将富余部分运回中央苏区，分发给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和苏区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的食盐困境。

　　开展节盐运动

　　在中央苏区严重缺盐的艰苦环境下，苏区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严守军需物资纪律，成为全党全军的表率。毛泽东严格恪守苏区最低生活供给标准，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送毛泽东3小包，毛泽东三次退回，最终全部食盐转送红军医院，用于救治伤病员。周恩来严格执行苏区每人每天三钱盐的定量标准，警卫员瞒着他在饭菜中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发觉后严厉批评，并立即纠正。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艰苦生活，从不搞任何特殊化。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张其德，手握食盐分配大权，自己却守着盐堆吃淡菜，教育子女“决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为支援前线，各级苏维埃政府号召群众“节省每一粒盐送给红军”，苏区群众积极响应，主动节约用盐，炒菜时少放甚至不放盐，煮汤多以清水炖煮，甚至以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豆豉等替代食盐调味，硬是从牙缝中省出盐来捐献给红军。江西省宁都县等地至今仍保留着喝无盐汤的习俗，承载着苏区军民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精神记忆。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