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近日，知名运动服装品牌Lululemon（露露乐蒙）的一场文化营销活动意外翻车：

5月30日，该品牌在北京黄花城水长城景区举行宣发活动，品牌大使朱一龙参与了一场“擂响中华大鼓”表演。演出结束后，有观众指出，现场使用的乐器实为日本太鼓（桶形鼓身、绳索交叉固定鼓皮），而非中国传统大鼓。在承载抗战记忆与民族精神的长城地标上，以“中华大鼓”之名使用日本太鼓，被批评为对历史情感的严重漠视。

事件发酵近半月后，Lululemon与朱一龙工作室于6月16日致歉，承认“专业认知存在局限”，并下架了全部相关内容。

此次事件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国内公关宣发企业普遍的低效和业余。“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恐怕不能再只当作一句玩笑话，而应成为对我国文化产业现状进行严肃审视后的判词。

对于此次事件中的涉事方，相关批评之声已经很多，这里不做进一步赘述。笔者想要略作深入探讨的是：为什么文化领域会成为涉日舆情的重灾区？为什么文化产业屡屡出现文化挪用和文化归属混淆事故？并就此提出自己的抛砖之言，以作引玉之用。

Lululemon在长城活动中将日本太鼓宣传为“中华大鼓”。截至6月20日，品牌方、鼓团及艺人工作室已公开致歉并下架物料，但“以倭代华”的舆论焦点仍在发酵。

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的根本成因在于，中日两国在文化层面的交融恐怕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深入得多，以至于双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产品在彼此的生活场景中已经丰富到了日用而不觉的地步。试图强行区分二者以作泾渭之别，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我们需要找到更深层次、更彻底的现实解决方案。

就以该次事件中受到众多批评的日本太鼓为例，它虽然是一种日本传统乐器，但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虽名为日本太鼓，但离开了中国或日本任何一方，这种乐器都无法演变为它现在的模样。若将其假定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在其中的持股比例恐怕不会低于一半。

就其桶形鼓身、绳索交叉固定鼓皮的形制来看，这一形制最初源自羯鼓。羯鼓严格来说也不算是中国本土乐器，它自西域传入中国。据杜佑《通典》所载：“羯鼓，正如漆桶，两头俱击。以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羯鼓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在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李隆基便是该乐器的忠实拥趸，他曾评价羯鼓为“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还曾创作羯鼓鼓乐《春光好》《秋风高》以供鉴赏。李隆基的兄长宁王李宪也是一位羯鼓高手，兄弟两人曾共同演奏羯鼓鼓乐，宁王的长子汝阳王李琎还在羯鼓技艺上得到李隆基的亲自教导。

从这些史事中可以看到，羯鼓是一种在唐朝时期就被中国广泛接受、甚至连皇室成员都热烈追捧的时髦乐艺形式。而唐朝时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仰慕唐朝文化，建立了遣唐使制度。大约在公元6世纪左右，日本学者在长安学习了唐朝宫廷音乐后，将包括乐器、乐谱、演奏方法在内的整套音乐体系带回日本，这对日本雅乐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日本正仓院依然保存着从唐朝传入的乐器。

当时与羯鼓一并传入日本的还有中国本土的大鼓（整块木头掏空做鼓胴、两端覆皮并用铆钉固定）。这种中国大鼓传入日本后被迅速接受，日本仿制的中国大鼓被称为长胴太鼓或宫太鼓，这一乐器在日本被广泛应用于宫廷演奏、宗教仪式和行军作战。

大鼓音色低沉浑厚，羯鼓音色高亢清脆。日本将羯鼓的制作工艺（桶形鼓身、绳索交叉固定鼓皮）和中国大鼓的浑厚音色进行融合杂交，又几经演变，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太鼓。甚至就连日语“太鼓”一词，也被语言学家认为是中文“大鼓”一词演化而来。从这个角度看，Lululemon方面声称日本太鼓与中国有历史渊源的辩解之词，也不能完全说是错的。

二

中日两国交往历时千年，在文化层面的融合又何止一面大鼓那么简单？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四个高峰期，分别是唐朝、宋朝、明朝、清末民国。这种交流不仅塑造了中日两国彼此的文化特征，更对社会结构乃至地缘政治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宋朝时期，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公卿平清盛权倾一时，平家大力推动对宋贸易而赚取暴利，而后随着日本第一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建立，幕府和朝廷均鼓励对宋贸易，宋朝的文化艺术由此进入日本。

日本的武家集团（武士、地方领主）为了在文化影响力上与公家集团（公卿、贵族）对抗，极力推动宋朝文化特别是禅宗佛教在日本的发展。日本佛教借着宋朝文化的东风，开始从贵族阶层向全社会扩散普及，诸如净土宗、一向宗、法华宗等日本佛教大宗门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镰仓幕府在镰仓市营造了著名佛寺高德院，并在其中建造了著名的镰仓大佛，这一宋式佛像堪称宋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这一时期，宋朝的茶文化也开始传入日本，特别是宋朝的点茶技艺，一经传入即大受欢迎，经日本本地化改造后，成了日本抹茶茶道的直接源头。同时，宋朝的茶礼、茶道思想也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出现了本地化的版本，例如宋朝茶堂清规直接演变成了“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四规，宋朝茶道思想中的“禅茶一味”被日本接受并沿用至今。宋朝的茶具更是成为日本的顶级奢侈品，例如名为“九十九发茄子”的宋朝进口茶叶罐，成了一件被日本茶道大师如村田珠光、千利休等认可，被日本历代枭雄如朝仓教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代代相传的珍贵国宝，时至今日依然珍藏于东京世田谷的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到了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获得进一步发展。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结束南北朝的分裂、统一日本之后，开始积极推进对中国的交流往来。

足利义满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但他实际上是促成中日两国文化深度交流的重要功臣。为了稳固自身权力，他遣使向明朝进献贡品，送还被倭寇掳走的明朝百姓，发兵攻打对马、壹岐等地的倭寇并将其头目斩首献给明朝，这些举措得到了明朝的积极回应。建文帝将足利义满册封为日本国王，并效仿曹操回赐金印。奉天靖难之后，永乐帝延续了对日政策，双方展开勘合贸易并互派使节，永乐帝赠予足利义满58件雕漆器，足利义满则对明朝使节礼遇极高，甚至身穿明朝赐予的官服，可见双方关系之良好。

两国官方在宁波进行勘合贸易，民间则在沿海地区搞走私，中国的纺织品、瓷器、书籍、药物、乐器大量输出到日本，日本的硫磺、铜矿、刀剑、折扇、漆器、屏风则输入中国。这一时期双方文化交流达到高峰，中国的文化艺术对日本造成巨大影响，中国的文化产品受到日本贵族和富商的竞相追捧，中国的艺术品则被称为“唐物”，被日本的大名和贵族视为珍宝。

以水墨画为例，当时日本最喜欢的中国水墨画是南宋画家牧溪和尚的作品。牧溪和尚有点像中国的梵高，他的作品在他生前和我国本土鲜有人问津，明朝初期收藏家夏文彦曾把他的作品评价为“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这个评价可谓相当不客气。可他的作品却在后世的异国他乡广受追捧，日本权贵将他评价为水平最高的水墨画家，将其作品视为传世国宝，以至于在日本当时的文化收藏文献中只要提到“和尚”两个字，只要不特别指明，一般就是指代牧溪，可见日本人对他的追捧程度。足利义满个人将牧溪和尚的《潇湘八景图》改装为挂画，爱不释手，引来诸多日本画家摹仿。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延续了整个明朝时期，明朝初期有名无实的禁海政策并未对此造成困扰。由于海陆凶险，运输困难，来自中国的“唐物”在日本属于极为昂贵的奢侈品，一般来说只有手握领地和实权的武家集团才消费得起。而早已丧失权力沦为摆设的公家集团则无力承担消费“唐物”所需的巨大开支，因此伴随着“唐物”一并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很快成了专属于武家集团的文化特征，武家集团以中国文化为抓手，挑战公家集团的文化霸权。

到了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日本诸军阀在京都打了一场持续长达十多年的惨烈巷战，这场动乱导致京都地区衰落，随之一并衰落的公家集团则丧失了文化领域的话语权。武家集团取而代之成为日本文化领域的主导者，其身上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文化体系成为日本的主流文化并延续至今，日本文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和中国文化真正分开。

到了明朝末期，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一个短暂但强烈的爆发期。1644年，大批抗清义士和知识分子衣冠东渡，逃亡日本。在这些流亡者中，有一个人值得大书特书——明末学者朱之瑜，他是流亡日本的明朝遗民主要代表，更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

朱之瑜画像

朱之瑜的学术水平非常高超，流亡日本后得到江户幕府“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的赏识，得以在江户（今东京）开府讲学。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理实学，强调实践和民生治理的重要性，并把来自明朝的农业、医疗、建筑、工艺等实用技术传授给日本。

朱之瑜在日本讲学的核心成果是直接塑造了日本的历史认知和历史伦理，他以首席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水户藩《大日本史》的编纂工作，将春秋大义、正统观念、表彰忠贞、纪传体史书等中国传统的历史伦理和研究方法融入编纂工作。这些学术观点影响深远且巨大，它彻底震撼并颠覆了当时日本的思想界，把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历史伦理植入日本的思想系统中。这些学术成果经体系化后被称为“水户学”，随后成为日本显学。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东亚的文化艺术中心发生了历史性的东移，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如今日本在文化产业上的强势，甚至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中国文化本应在世界上的生态位，大致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而在这些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朱之瑜还有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日本拉面的鼻祖。

为了答谢水户藩的礼遇，擅长实学百工的朱之瑜用明朝技法制作猪肉碱水汤面款待了德川光圀，食髓知味的德川光圀就此成为拉面在日本的推广大使。拉面开始在日本落地生根，经过本地化改造后，又重新“出口转内销”再输回中国。日本人吃面条时加入的辣椒，依然带着那个辣椒从明朝传入日本时的古老称谓——“唐辛子”。

三

从历史上看，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一衣带血。它复杂、多样，像一面透镜折射出了历史的许多重光谱，时代的演进从来都不遵循线性逻辑。

我们如今大量运用的日常词汇，很多都是日本在近代创制的和制汉语，这些和制汉语或者直接传入，或者“侨词来归”，例如干部、组织、革命、社会、民主、政党、阶级、共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方针、主义、资本、民族、物理、化学、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美学、卫生、小说、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律、宪法、权利、义务、概念、假设、肯定、否定、抽象、具体、现象、反应、进化，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试图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都强行分离中日两国文化，既不明智，也不现实。两国文化交融得实在是太深。中国社会在面对日本文化时的应激和愤慨，问题不是出在文化或文化产品本身，而是今天的很多人故意混淆了两者的关联，我们反对的从来不是日本文化本身，而是部分人借文化传播淡化文明互鉴乃至侵略历史、误导公众认知的行为，坚守历史底线与尊重文化交融并不矛盾，保持这份清醒，才是对历史负责，也才是对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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