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

　　回溯我的漕运研究历程，《漕运与中国社会》开拓了我的学术视角

　　自步入学术门径关注漕运问题开始，我对于中国古代漕运的研究已近四十载，虽然其间也研究诸如明清社会群体等课题，但漕运研究始终是我主要而稳定的学术领域。

　　我的漕运研究经历了数次转变，而每一次转变实则缘于我在持续研究中对于中国古代漕运认识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师从吴量恺先生，在导师的引领之下，选择了清代漕运问题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我的早期漕运研究属于制度史与经济史的结合，严格地说，乃基于制度梳理的经济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近十年的研究，我强烈意识到仅从经济史和制度史的视角研究漕运问题，存在较大的局限，漕运绝非仅是一项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而是广泛关联着国家及社会的诸多领域。于是，我开始涉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最终社会史的视角成为我的不二选择。恰值我攻读博士学位面临选题，自然就把学术转向与学位论文写作结合了起来，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漕运与中国社会》。

　　1999年，《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尝试性地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漕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启了我从社会层面审视漕运问题的历程。

　　2006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围绕该项目，我从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运行，以及漕粮征派对于地方社会秩序有何影响、如何影响等问题着眼，力图揭示有清一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尤其着力于“闹漕”问题的探究，分析“闹漕”现象的内在动因及其社会逻辑。

　　2017年，《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对于漕运的属性提出了新的认识，总体认为：作为王朝的重要事务，清代漕运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严密的制度保障、强烈的指令性，以高成本运行，漕运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漕运的属性与特征决定了清代漕运的实质与社会意义。

　　漕运事务从朝廷到地方，年复一年，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巨大且日益广泛而深入。基于这种认识，我于2014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漕运对于区域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获批立项。在该项目的研究中，我的主要观点是，清代漕运是朝廷在地方社会运行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所涉区域最集中的一项事务，漕运的运行状态与机制决定其必然深植于地方社会，是朝廷伸入地方社会的触角，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环境；同时，在对地方社会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中，漕运深嵌基层，逐渐成为区域地方社会生活日常的一个部分。

　　清代有漕八省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整体，可视为一个区域单元。“有漕”把八省串联在一起，有别于其他区域。而有漕区域内部又因为自然、人文及其他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形成了若干存有差异的更小的区域单元。该著书稿已经完成，尚在反复修改之中。

　　近几年，我们的漕运研究团队深入两湖与江西民间开展田野工作，接触到一批湖北、江西等有漕省份的民间文献，尤其是宗族谱牒，其中不少关于军户宗族承运漕粮的内容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与在读的博士生对于该领域展开了共同的研究，比如成立“研漕会”，共同研读历史文献，研讨漕运问题。

　　目前，我们主要是开展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以窥视国家事务究竟如何在基层社会运行，漕运制度在基层社会实践的逻辑和实态，基层社会应对漕务的方式及其差异，以及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基层社会的实际样态。

　　回溯我的漕运研究历程，《漕运与中国社会》开拓了我的学术视角，让我一直怀着强烈的前沿意识和创新意识从事漕运研究，持续考察漕运与中国社会、漕运与地方社会、漕运与基层社会等不同社会层面的互动关系，窥视中国古代漕运的本质属性、历史内涵及社会意义。

　　《漕运与中国社会》修订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今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漕运与中国社会》修订版。此次修订围绕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概念、词句及少量标题的修改。书中比较多地使用了“封建”一词，这是在特定年代比较普遍出现的词语，有的属于特定含义的指称，但更多的是对于古代或传统社会的笼统指述。拙著中的“封建”一词大多属于后者，有必要据文进行修改，替代词语多为“王朝”“统一王朝”“王朝国家”等。

　　同时，此次修订对于文中的一些不精准或艰涩的表述进行删减或代之以简明的表达。余论部分也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之一，原来的版本基于漕运对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重要维稳意义，在余论部分着重阐述了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关系，此次修订，笔者在学术观点转换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对中国漕运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意义进行了阐释。

　　其二，全面检视文稿的正文、史料、注释、参考文献等。校正错漏之处，包括核对原版文稿中的每一则史料，补正引文中的文字讹误与错漏之处；完善注释，补充原版征引的政书、方志、文集、笔记等各类史料的完整出处，包括奏折、题本等档案材料的来源；部分征引文献和参考文献如有好的整理版本，则以新版替代旧版；参考文献增列了学术史回顾中评述的成果，虽然诸多成果在原版出版之时尚未发表，但学术史回顾与参考文献的相互照应，大体可以反映20世纪以来漕运研究的发展脉络、阶段特征及主要成果。

　　其三，对于文中一些观点、认识和表述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主要通过增订内容以呈现近年来笔者对于漕运属性等问题新的认识。诸如，中国古代从秦汉时期的粮食征调，到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南粮北运，漕运线路几经变化，揭示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格局的变动；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的变化，不断地拉动漕运线路的变化，而漕运线路始终指向经济发达地区，漕运始终是政治中心羁绊经济发达地区的绳索，然而也正由于长距离的实物运输，漕运得以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国家将漕运视为重大事务，对于王朝国家而言，漕运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于广大民众而言，经济压力大于政治压力；强调漕运是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视点，漕运是朝廷伸入地方社会的触角，体现了“社会中的国家”概念，其政治性与社会关联性不断增强。

　　其四，增补、置换了一些内容。修订版序主要汇报我的漕运研究从早期至于今时的视角、路径转变过程，以及此次修订工作的重心所在；导言部分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自20世纪初以来的漕运研究，总结阶段性研究的主要特征，揭示其学术史脉络，展望其发展趋势；正文部分则增加了关于运河经济带的生成等内容；参考文献增加了不少代表性成果，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重要成果，主要考虑到修订版增加了学术史回顾的内容，参阅了不少近年来的论著，限于篇幅，学术史回顾中能够介绍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未予介绍的成果多列入参考文献之中。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根据吴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漕运与中国社会》修订版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