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本报记者  刘森布尔 

　　于胡格吉乐图  郝飚

　　风拂崖壁，河映苍山，河套平原边缘峙立着桌子山。

　　旷野之上，乌海市海勃湾区和海南区桌子山西麓沟壑崖壁间，数千幅岩画静静蛰伏。这便是北方先民留下的“石上档案”，被称为桌子山岩画群。

　　它们刻于石灰岩崖面，因距今年代、题材内容与磨刻力度的不同，呈现出风格各异的远古生活图景。

　　一石载史，文脉赓续。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桌子山岩画群，是研究北方先民生产方式、原始信仰、艺术审美及自然环境变迁的珍贵实证，也是见证文化延续的鲜活载体。

　　刻痕留韵，古今相望，一场跨越数千年的“石上对话”随山风缓缓铺展。

　　走近桌子山

　　站在位于乌海市城东的桌子山前，眼前的山脉呈南北走向，主峰海拔2149米，山顶平坦如桌，故得此名。这里的岩画主要分布在山脉西麓陡峭的壁崖上和东侧丘陵高处的盘石岩脉上。

　　随行的乌海市博物馆馆长张胤洲介绍，桌子山岩画群，是以召烧沟岩画为核心、横跨乌海市和鄂尔多斯市的新石器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大型文化遗址。它以岩石为载体，表现的内容有人面像和人体、动物、手印、足印及一些神秘符号等，表现手法以具象写实为主。

　　桌子山岩画群的分布也极具特色，6处核心区域沿山脉沟壑呈带状展开，召烧沟、毛尔沟、苏白音沟、苏白音后沟、苦菜沟、雀儿沟沟谷既是天然屏障，也是岩画的集中诞生地。这些岩画依地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召烧沟的山地缓坡岩画，另一类是位于其他5处沟谷的悬崖峭壁岩画。前者刻于30度倾斜的石灰岩坡面，后者则依附于垂直崖壁，形成了“平地见神容，绝壁现生灵”的独特景观。

　　从乌海市区向东南行15公里，便抵达最负盛名的召烧沟岩画区。在约800平方米的缓坡上，118幅已发掘的岩画以人面像为绝对主角，占比高达90%，这也是桌子山岩画区别于阴山、贺兰山岩画的最显著特征。这些人面像神态各异，有的双目圆睁，线条粗粝如刀劈；有的额间刻有纹路，似戴冠冕。最具代表性的太阳神岩画，以同心圆为眼，放射状线条为发，是先民对天体的朴素认知。阳光斜照时，岩画的阴刻线条会形成淡淡的阴影，古老的面容仿佛在石面上缓缓呼吸。

　　苦菜沟与苏白音沟的悬崖岩画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岩画多以动物和狩猎场景为主，北山羊的弯角、鹿的轻盈、虎豹的威猛通过简洁的线条被定格永恒。一幅狩猎图中，猎人弓身引箭，前方岩羊作奔逃状，磨刻的线条虽简单却充满动感，让人联想到草原上的生存博弈。更令人称奇的是雀儿沟的家庭聚会岩画，高大的男性形象居于中心，身姿纤细娇小的女性侍立一侧，中间依偎着孩童，直观展现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家庭结构。

　　站在召烧沟的保护围栏外，能清晰地感受到风蚀留下的粗糙质感，那些深浅不一的刻印，正是时间与生活碰撞的痕迹。

　　发现桌子山

　　曾就职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文平（现为呼和浩特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在题为《乌海地区文物考古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指出，早在1500年前，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到访过桌子山，并将他的见闻写入了《水经注》：“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北魏孝昌年间（525—528年)，郦道元受命北赴将六镇改镇为州时，到过薄骨律镇，途经桌子山地区。这是对桌子山最早的明确史料记载，也是对桌子山岩画的最早记载。郦道元的笔下对这些岩画很好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桌子山岩画形成的时代很早，远远超出了郦道元的认知范围。

　　1000多年后的1973年，桌子山岩画再一次被清晰地发现并记载，首先被发现的是召烧沟岩画。居住在召烧沟边的牧民秦福喜在放牧时,发现了几幅暴露在外的岩画图案,感到很奇怪,告诉了当时在铅矿学校工作的教师侯武怀。侯武怀于1979年向内蒙古文物部门和乌海市文化局反映此事后，知名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闻讯赶到召烧沟，揭开了桌子山岩画考察研究工作的序幕。

　　盖山林在乌海进行了数月的考察，他风餐露宿记录、拍摄、拓描了大量岩画，先后考察记录了召烧沟、毛尔沟、苏白音沟、苏白音后沟等多处岩画，并将考察研究成果发表于《阴山岩画》一书附录——《乌海市桌子山附近的岩画》中。

　　1989年8月，乌海市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苦菜沟岩画和雀儿沟岩画露出了真容。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990年5月,蜚声世界的文化学者、法国的于赛尔先生考察了桌子山岩画后认为：“我到过20多个国家,看了他们的岩画,桌子山岩画是最富想象力的人类史前文化遗存,它的价值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和法国的拉斯克洞窟岩画之上。”

　　2013年，桌子山岩画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7月，召烧沟岩画成为中国岩画学会首批认证的13处岩画遗存地之一。

　　品味桌子山

　　“桌子山岩画群的年代跨度极大，上限可追溯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下限延续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游牧民族编年史。”张胤洲说。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岩画的最早创作者，他们以磨刻为主要技法，在召烧沟留下了大量祭祀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太阳神与各类神灵人面像占据核心，有的双目突出，有的口含獠牙，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召烧沟那幅著名的三口之家岩画，通过人物比例的差异，揭示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成为研究父系氏族社会的珍贵实物证据。

　　商周至秦汉时期，岩画内容逐渐丰富，狩猎与游牧场景成为主流。苦菜沟发现的多幅骑马狩猎图中，猎人手持武器追逐猎物，马匹的四肢以简洁线条勾勒，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状态。这一时期，羌、乌桓等民族先后在桌子山地区繁衍生息，他们延续了磨刻技法，却在题材上融入了更多生活元素，岩画中的动物种类也从早期的野生动物为主，逐渐增加了马、牛等家畜形象，印证了畜牧业的发展。

　　魏晋至明清的岩画则呈现出鲜明的文化交融特征。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相继在这里活动，在岩壁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记。突厥人的动物纹岩画线条流畅，党项人的生活场景刻画细腻，明清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这些不同时期的岩画叠加在一起，如同地质层般记录着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

　　当代学者的研究更注重多学科融合。岩画学者梁振华通过图像比对指出，桌子山人面像岩画在世界岩画中独树一帜，其神灵崇拜题材的集中性罕见于其他岩画群。考古学家结合碳-14测年技术，将岩画分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厘清了其创作序列。环境考古研究则通过岩画中的动物种类变化，推断出桌子山地区从森林草原到干旱草原的环境演变轨迹，为生态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

　　夕阳西下，最后一抹余晖照在召烧沟的太阳神岩画上，那张凿刻在岩石上的面孔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这些古老的图案被印上旅游手册、制成文创产品、写入学术论文，从荒凉的山沟走向世界视野，完成了从原始祭祀场所到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跨越。

　　当下，新建的乌海市博物馆即将投入运营，桌子山岩画将被更深度的注解。

　　“乌海市博物馆依托桌子山岩画等黄河沿线文物遗址遗迹，通过展览陈列与研究阐释等方式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文化、公共服务、旅游观光等方式服务社会文化发展。”乌海市博物馆馆长张胤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