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远

　　唐张怀瓘《书断》中称：“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这是对虞世南书法最为经典的评价之一，指出其外柔内刚的哲学内核，将其书法定为“妙品”，认为深得王献之法度，兼具风神与骨力。《孔子庙堂碑》笔触自然洒脱，变化莫测。字形秀丽端庄，大小错落有致，具有“端庄杂流丽”的秩序感。历代评价甚高，被誉为虞书妙品、唐楷杰作、楷法极则。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民国拓本 纵二百二十七厘米，横九十七厘米。因虞书名满天下，《孔子庙堂碑》初立，即“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

　　“祖述先圣，宪章往哲”八个字看似独立，实则通过起收笔的顾盼，既保持“端庄杂流丽”的秩序感，又通过笔势呼应，形成内在气韵。

　　唐拓《孔子庙堂碑》碑刻拓本(原色法帖选)纸本 册页（局部）

　　《孔子庙堂碑》(旧拓)册页 纸本（局部）28.5cmx16.5cm 拓本首页 虞世南署衔“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 故宫博物院藏

　　《孔子庙堂碑》(旧拓)册页 纸本（局部）28.5cmx16.5cm 拓本尾页及包世臣跋文 故宫博物院藏

　　“五绝”名臣

　　虞世南，唐代杰出书法家，其书胎息智永，尤工真行，法度严谨而出之从容，圆融遒逸，风神萧散。据传，唐太宗从虞世南学习书法时，唯感“戈”法最难摆布。有一次写到“戬”字，便将右边戈部空下，后虞世南补上。太宗以为得意之作。魏徵见之，赞：天笔所临，万象不能逃其形，今仰观圣迹，唯戬字“戈”法逼真。太宗听后，叹服不已。

　　作为初唐四大书家中的领军人物，虞世南不但书法冠绝一时，而且一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智囊。他为人正直，敢于进谏，曾借陇右山崩等自然灾害，劝谏太宗整顿刑狱，救济灾民；又借星象变异，劝告太宗戒骄戒躁，慎终如故；太宗准备厚葬高祖时，他援引前代典法，主张薄葬；太宗晚年喜好田猎，他又劝谏“时息猎车”，以免扰民。

　　唐太宗为此赞叹道：“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并称赞其有“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

　　贞观十二年（638）屡次请求告老还乡的虞世南终获批准退归乡里，但不久便病故，终年81岁。太宗为之“哭之甚恸”，哀叹：“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矣！”表达了对虞世南的推崇和惋惜，后命陪葬昭陵，并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

　　书法巨迹

　　唐代书法首推欧虞，然较之欧阳询，虞世南遗世碑刻甚少。如今只有其晚年撰写并书丹的《孔子庙堂碑》幸存，此碑历来被尊为书法巨迹，从学者无数。唐贞观四年（630）碑初立，即“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后毁。至宋，原刻的《孔子庙堂碑》拓本已是稀世之宝，而现存西安碑林的是北宋重刻。国家一级文物。

　　《孔子庙堂碑》原刻于何时，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计有武德九年（626）、贞观二年（628）、贞观七年（633）、贞观初等几种，我们可以从史书、碑文内容和虞世南署衔等方面加以辨析。

　　碑文记载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以隋朝故绍圣侯孔嗣哲之子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此事也有史书相证。

　　最常见的“武德九年（626）”说显然采用颁诏年代以为立碑年代，并多常规地标明武德九年。实际上，颁诏日期已是公元627年1月21日，立碑时代自在此之后。而且《孔子庙堂碑》碑文在提到高祖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颁诏之后，又有“至于（贞观元年）仲春”字样，武德九年立碑一说显然不能成立。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出身东南名门望族。武德四年（621），64岁的虞世南入唐，受知于秦王李世民。是年五月，李世民聚歼窦建德于虎牢，虞世南被引为秦王府参军，后转六品记室，十月授文学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位列“秦王府十八学士”，成为李世民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六月七日，李世民升为太子，虞世南迁正五品下阶之太子中舍人。八月李世民即位，虞世南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成为唐太宗的贴身智囊。著作郎官秩从五品上，掌撰碑志、祝文、祭文。虞世南以正五品下阶的太子中舍人兼从五品上之著作郎，依唐宋制度，高级散官任低级职务称“行”，故《孔子庙堂碑》虞世南署衔“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

　　《旧唐书·虞世南列传》记载，贞观初“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上《圣德论》，辞多不载。七年，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秘书监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秘书监一员，从三品。少监二员，从四品上。

　　持“贞观七年（633）”说者当是注意到此则史料中关于虞世南“七年，转秘书监”的明确记载。但贞观四年虞世南已任从四品的秘书少监（《唐会要》），如此完全可以排除《孔子庙堂碑》刻于贞观七年的可能，因为刻碑时虞世南的最高官阶是正五品下阶的“太子中舍人”，所以《孔子庙堂碑》当刻于贞观四年即虞世南升任从四品上的秘书少监之前。

　　元末明初人虞堪《定陶河出孔子庙堂碑序》记载：“贞观间刻，始成，仅拓数十本赐近臣，庙遂火而石毁，则自贞观间石已毁废，武后再刻，至宋王彦超则三刻矣。”

　　至宋，初刻的《孔子庙堂碑》拓本已是稀世之宝，故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之叹。

　　黄庭坚曾记载所见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又碑末长安三年太岁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书额，相王书也。又云：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按，李旦（662-716）封相王在圣历元年（698）。而且仔细查看此碑书法，相王李旦署衔与其他碑文书法稍异，估计是重刻所加，并非出自虞世南亲笔。

　　钟绍京（659-746），三国魏大书法家钟繇十七世孙。“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尤精小楷，堪称一绝。武则天时期，朝廷宫苑几乎所有的匾额门榜都出自他的手笔，唐景龙年间（707-710）升为苑总监，专管宫廷内外花鸟禽鱼，园林绿化。

　　到了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因为国子监藏武周重刻《孔子庙堂碑》碑额有“大周”伪号，上书皇帝，申请琢去伪号。此后约百年间，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也被毁。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以来也有学者主张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贞观四年（630）刻好后，碑石一直完好，武周长安三年（703）并没有重刻《孔子庙堂碑》，只是原碑无额，武周补刻了篆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宋代大词人李清照的老公赵明诚。清中期碑帖巨眼翁方纲在题弟子李宗翰藏唐拓《孔子庙堂碑》中也持此说。

　　其实旧时学者研究碑石，多数是在书斋之中，少有到实地去考察者。而古代纸张之珍贵绝非今人可以想象，加之收藏碑帖又主要是为了研习书法（少数学者是研究碑文），所以民国以前的碑帖往往只拓碑身文字，极少椎拓碑额。检视唐太宗昭陵陪葬国家元勋的墓碑，现存约40通，刻立时间从贞观十一年（637），至开元二十九年（741），都有额题。

　　愚见贞观四年（630）初刻《孔子庙堂碑》是缘起“贞观二年（628），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建言”唐太宗，事关重大，立碑时由虞世南书丹，参考同时代丰碑大碣，此碑没有理由无额。额，标题也。其额文字很可能是“大唐孔子庙堂之碑”。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易以李旦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并将碑文第二行“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敕撰并书”适当上提，多留空间，加刻了“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捡挍安北大都护相王旦书碑额”，末行加刻“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直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

　　“西庙堂”版

　　至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西庙堂”是北宋建隆二年至干德二年间（961-964），永兴军节度、中书令、京兆尹王彦超再次重刻的《孔子庙堂碑》。现藏于西安碑林，碑身高188厘米，宽115厘米，正文楷书34行，每行64字。

　　此碑题额“孔子庙堂之碑”，或依据底本已经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琢去伪号后的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的唐代拓本了。再刻《孔子庙堂碑》将原来碑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大周”已经琢去）两行八字改为两行六字，保留了武周长安三年重刻的《孔子庙堂碑》的相王李旦署衔。将末行“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直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删去（或底本末行已残损），易以“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京兆尹、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王彦超再建，安祚刻字”。

　　王彦超五代时就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那时籍籍无名的赵匡胤前来投奔他，他眼拙，并没有看上赵匡胤。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北宋开国皇帝。再见到王彦超，谈起往事，太祖并不以为意，展示了一位政治家极为宽广的胸襟。

　　北宋初（961-964），王彦超担任永兴军节度兼中书令、京兆尹，重刻《孔子庙堂碑》当在此际。其间王彦超曾有重修文庙、石经之善举，事见西安碑林藏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重修文宣王庙记》，该碑后王彦超署衔与《孔子庙堂碑》末全同，可为《孔子庙堂碑》重刻时间提供有力的实物旁证。

　　“西庙堂”拓本的断代，自来众说纷纭。马子云《石刻见闻录》和《中国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皆记载有宋拓本，其实皆不可信。现存《孔子庙堂碑》（西庙堂）拓本皆为断本，即明嘉靖三十四年冬（1556）关中大地震以后的版本。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孔子庙堂碑》早期善拓裱本一册，有清代程瑶田、张埙、邰亭、翁方纲、王鼎、王沆、王明以及民国王莲君等题跋、钤印，为国家一级文物。清代的程瑶田等都以为这是宋拓，但《孔子庙堂碑》断于明嘉靖三十四年，此帖很明显是明嘉靖断后本，再据碑文考据，为断后初拓，因此仍不失为此碑顶级善本。今天见到的古帖题记中提到的拓本的年代，往往比较早。对此不可尽信。

　　（作者为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