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红旭

　　“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取舍和再造。对文艺创作而言，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找到契合点？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当代艺术形态焕发生机？这是践行“第二个结合”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今年“五一”档逆袭成为现象级作品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一纸侨批、半世纪守望的真挚叙事，为我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方法论样本。

　　在“古”与“今”的对话中激活传统资源

　　“第二个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落实到文艺创作层面，核心命题便是如何让传统资源在当下被激活、被感知、被传承，而非沦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或教科书中的概念术语。

　　《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正是这样一个被重新激活的文化符号。侨批是近代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特殊文献，兼具汇款凭证与家书双重属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种载体内蕴着“诚实守信”“家国一体”“情义无价”等中华优秀传统价值。但影片没有对侨批做知识性的背景介绍，更没有将其当作点缀画面的道具，而是将这份传统资源彻底投注到郑木生、叶淑柔、谢南枝三位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中去讲述。当南枝以木生之名代写侨批、代寄钱款，用善意谎言撑起大洋彼岸一个家的希望时，“银信合一”不再是历史学术概念，而成为“情义与责任一体”的情感实体。由此，侨批从泛黄的档案中走了出来，变成有体温、有眼泪、有呼吸的故事。

　　这一处理方式暗合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要求。影片中的侨批不再只是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而被重构为一种情感装置、一种伦理媒介、一种跨越生死与时空的精神纽带。通过这部影视作品，许多年轻观众第一次知道“侨批”这个词，并由此对潮汕先民的下南洋史产生敬意与好奇，这恰恰是传统文化在“古今对话”中获得新生的最好证明。

　　在“小”与“大”的贯通中彰显人民力量

　　“第二个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给阿嬷的情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资源，更在于它以“小”与“大”的贯通，生动诠释了文化创新的深厚伟力蕴藏于人民的生活实践之中。

　　影片讲述的不过是几个平凡人的平凡故事。一个下南洋再未归来的丈夫，一个在故乡苦等半个世纪的妻子，一个素昧平生却默默替逝者承担了十八年责任的陌生女子，然而正是这些微小的个体叙事，触动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弦。

　　同时，影片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人民美学”。片中90%以上的情节取材于120多位80岁以上潮汕老人的真实口述。那些被正史省略的、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番客们如何在异国码头扛包谋生，番客婶们如何在祠堂天井边日复一日等待批信，在这里成为叙事的主角。主演几乎是清一色的素人，饰演叶淑柔的吴少卿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潮汕阿嬷，她此前从未演过电影。片中有一场重头戏：淑柔终于得知丈夫木生早已客死异乡，剧本只写了“沉默地哭”，但吴少卿没有落泪，她缓缓起身，撑着伞走过天井，望向厨房里凉掉的橄榄菜，轻声念叨了一句：“一大群孩子，你走这么早，孩子们怎么办。”这句不在剧本里的即兴台词，最终成为全片最催泪的片段之一。这种表演的本真状态，远非技巧圆熟的明星可以替代。它告诉我们：人民不仅是文艺的服务对象，也是文艺的创造主体。当普通人被给予表达的通道和尊重，他们呈现出的生命质感往往比任何虚构都更具穿透力。

　　在“殊”与“同”的贯通中实现主体建构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所追求的，不是封闭自守的文化孤岛，而是以自身独特性参与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积极主体。对文艺创作而言，意味着如何以最具在地性的表达，抵达最具普遍性的共鸣。

　　《给阿嬷的情书》在语言上以潮汕方言呈现，深度嵌入侨批、宗祠、工夫茶、潮菜等在地文化符号。这一选择，起初被视为市场风险：方言电影天然存在接受门槛，地方题材被认为有“出圈”难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对在地性的极致尊重，使影片获得了跨地域的普遍共鸣。

　　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逻辑。潮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移民历史，形成了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地域文化体系。下南洋的艰辛、侨批的情感经济、宗族社会的伦理秩序，这些并不是“小众趣味”，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无数家庭共同经历或有所耳闻的集体记忆。当影片聚焦呈现这一方水土时，并没有封闭在地方性之中，反而经由地方性打开了通向文化认同的大门。观众从中看到的不是他者的风俗奇观，而是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关于承诺的坚守、关于守望的意志、关于博爱的力量。

　　因此，越是扎根于具体文化土壤的表达，越可能获得跨地域的共鸣。郑木生、谢南枝、叶淑柔的故事发生在潮汕，但“勇义”“仁爱”“坚韧”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那些以方言讲述的对白，表达的却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深情。正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真正的文化自信，始于对自己文化根脉的深刻体认，而非对所谓“普适标准”的刻意迎合。

　　影片的成功实践表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不必依赖宏大叙事，深耕一方水土、尊重一地经验、让人民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样是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路径。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