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诗海（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化主体性指一个国家、民族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内在本质及独特特征。古代文体学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极具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的学术领域，也是集中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筑基于儒家政治、礼乐文化和实践理性精神，在文体内涵、谱系、功用、审美追求以及文体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等层面，共同淬炼了中华文化独立自主、自我赓续、自我创造的特质。

　　文体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演变，是先民长期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成果。文体不仅是文学形态，也是文学本体性问题。许多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只有放在文体学语境中才可得到圆融的解释。正因如此，“体”或“文体”成为古代文学最常见、最活跃的文论范畴。然而，今天所说的“文体”一词，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主要指向体裁和风格。如果回归古代文学的原始语境，不难发现，“文体”涵摄力极强，以“体”为词根，与其他词素结合，可衍生出体裁、体制、体式、体貌、体性、体格、体势、体要等与文体学密切相关的概念，内涵之复杂，往往令西方学者茫然不解。就其荦荦大者而言，至少包括体裁类别、语体特征、体制结构、体要或大体、体性或体貌等层面。其中的“体性或体貌”，大致相当于西方文学中的风格，而“体裁类别”，如诗、赋、诏、令、奏、疏、策、论、传、记、八股、词、曲、小说等，是“文体”最基本、最核心的内涵。其他含义，都以“体裁类别”为基础衍生而出，从中不难窥见古代文体学内容之复杂、层次之丰富，以及本体与形体、具象与抽象、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机融合的思维特征。这是中国文体学立足本土文化，不依赖外来理论框架的文化自主性的重要表征。

　　从文体发生学看，中国早期文体，多产生于政治、礼乐制度和人伦日用场合，以满足社会实用需求为首要目标，具有显著的仪式化和实用性特征，由此形成了迥异于西方文学以虚构、抒情为主的“纯文学”文体谱系。《尚书》作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收录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都是关涉朝廷大政的“王言之体”。《诗·鄘风·定之方中》有“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毛传》曰：“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祭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就是著名的“九能说”，君子有此九能，则可授以大夫职事。命、铭、赋、誓、说、诔、语等，都是士大夫所应掌握的，施于特定政治、礼仪场合的应用文体。秦汉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社会分工的发展变化，社会结构、民众生活日益丰富、复杂，基于政治、教化和日常实用目的的文体也不断衍生。萧统《文选》录39种文体，吕祖谦《宋文鉴》录59种，徐师曾《文体明辨》则增至127种。这些纷繁复杂的文体类目，绝大多数为实用文体。至于以抒情、审美和娱乐为主的文体，如词、戏曲、小说等，在古代文体谱系中，不但数量非常少，地位也很低，远不能与制诰、奏疏、章表、移檄、颂赞、祝盟、哀诔等文体相比。这种基于政治、礼乐制度和实用性的文体谱系，与西方文学推重文体的抒情、审美、娱乐功能判然有别。当然，儒家礼乐文化并不排斥文学的抒情和审美功能，但抒情要有节制，不可放荡恣肆，损害礼教风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追求文辞艺术，是为了更好地经世致用，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章实用性和审美性当浑然一体，这是中国文学精神区别于西方文学的又一标识性特征。

　　从实用理性出发，古人判断文体写作优劣的首要标准，不是技巧创新或审美陌生化，而是“得体”，即文体与使用场合、身份、功能的完美契合。如诏乃天子之令，必庄重威严；奏是臣子上书言事，当谦恭谨慎；檄用于声讨敌人或叛逆，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文心雕龙·移檄》）；哀文悼念夭亡，故“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文心雕龙·哀吊》）。这些文体规范，是在长期的政治、礼乐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带有共性的语言规则，旨在维系和谐的政治秩序、社会等级、人伦情感。可见，古代文体学的本质，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礼乐文化的文本呈现，故重写实，轻虚构，追求文体的古典、雅正、自然、和谐，反对新奇、诡激、时俗、雕琢过甚。《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就是代表儒家思想及其审美旨趣的早期典籍，是儒家礼乐文化的结晶。在古人看来，五经本为先王的政教典章，是治国理政经验和百姓伦常日用的记载，因经圣人之手而被奉为经典。五经既承载着儒家之道，也是早期文章典范，孕育着后世一切文体的萌芽。故“文体原于五经”成为古代文体学的经典论断，明道、征圣、宗经是文体写作的不二法则。文体的经世、教化功能、实践理性精神，以及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质而不野、丽而不靡等中和之美，都胎息于五经，并发展为古代文论的主流价值观，是文章得体的理想境界。当然，在实际创作中，失体、讹体、雕琢繁缛而不切世用等现象比比皆是。于是，以文体分类为基础的辨体批评，即辨析文体的起源、功用、体制规范、风格特征等，便成为中国文体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推崇文体本色，遵守文体规范，成为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要求。这与源于修辞学，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语言分析为核心的西方文体学有着天渊之别，是古代文体学文化主体性的又一重要表征。

　　当然，尊重文体规范，并不意味着创作上规行矩步，不敢稍越雷池。班固作颂似赞，陆机作碑类赋，已不严守文体疆界。唐宋以后，以文为诗、以古为律、以诗为词等更是司空见惯。这种破体为文风气，招致尊体论者的严厉批评，但也多有肯定者，从而形成文学批评中尊体和破体两种对立倾向。刘辰翁《赵仲仁诗序》赞美韩愈、苏轼以文为诗，“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王若虚《文辨》主张文章“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方弘静《千一律》倡言“以古诗为律诗，其调自高”。可见，古人虽重视文体规范，但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凝固化，而是持开放、灵活、包容的态度。强调文体规范，是为了保持各种文体的基本功用和特征，否则面目雷同，也就失去各文体独立存在的依据，此即“大体须有”。但文体规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质，吸收、融合其他文体因素以保持生机和活力，否则必然流于陈腐、僵化，此即“定体则无”。尊体是守正，是文学传统、文体规范的延绵、赓续；破体是创新，是文学表现力、生命力的充实、拓展。两者相反而相成，交织、激荡为中国文学活力充沛、历久弥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体学传统，在近代社会巨变和西学东渐大潮的冲击下，逐渐被遮蔽和边缘化，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为最富学术生长点的前沿领域。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突飞猛进，既为文体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AI等可使研究者轻松掌握前人无法掌握的海量文体例证，可更有效地探究古代文体在创作、批评、传播、接受等环节的深层规律。尊古而不泥古，守正而不守旧，积极使用新技术，有助于发现和解决传统方法难以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取得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新技术，容易导致文体学研究工具化、技术化倾向和文化主体性的丧失。要以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追求、人文关怀驱动新技术应用，以“得体”为目标引导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文体写作实践，从而激发古代文体学的当代活性，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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