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新闻记者 汪清梅 文/图

史学界有不少人认为，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大道的一条辅线，这条通道如何形成、又在东西文化交流交融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沿线的古代彩绘木棺板画（简称“棺板画”）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西海新闻记者就此专访青海省博物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杰。

丝绸之路由很多条线路组成，主要有北方的草原道、河西走廊大道和青海道。孙杰说：“20世纪50年代初，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甘青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就根据河西走廊为少雨干燥戈壁地带，史前人类遗址较少，而湟水流域考古文化密集分布、与渭河和洮河流域相类似的情况，推断汉代以前东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在湟水流域，而不在河西走廊。”

从陕西关中到甘青地区，沿黄河河谷地带西行，通过对彩陶的器形和纹饰分析判断，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这样一条中原农耕文化向西扩展的路线，很多人将这条线路称为“彩陶之路”。青铜时代这条西向的道路更为成熟，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也愈发频繁，青铜时代这条线路的开辟，很可能与甘青地区的羌人活动有关。历史上羌人曾大范围迁徙，在迁徙过程中，或许就已经探索和发现了这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西宁沈那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圆銎宽叶倒勾铜矛。“虽然这件铜矛在本土制造，但是器物的形制来源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孙杰说，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核心在西域地区，也就是说，在距今4000年前，两种不同的人群或者文化之间就已经有了接续式的接触。这也从侧面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在青海就已经存在这样一条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

魏晋时期青海道走上繁荣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河西走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域各国往来的主要通道。正因为河西走廊太重要了，所以在历史上，河西走廊经常会因战乱阻塞不通，尤其在南北朝时期和宋西夏时期。

“北魏控制河西走廊以后，与南朝形成南北对峙的状态。南朝想要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走河西走廊必然行不通。基于战略、商贸、文化交流等的现实需求，青海道完美地避开了北魏的势力范围，成为南朝与西域各国交流的首选。”孙杰说，西域各国想和南朝政权取得联系，同样选择的是青海道。从史料的点滴记载来看，当时东西之间的商贸是非常繁荣的。

“青海道的开辟—发展—繁荣—衰落，和中原政局有紧密的关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路线。”孙杰说，青海道的主要路线是从今天的长江流域出发到达四川盆地，向西北行到达松潘草原后，再折向北到甘肃甘南及黄河支流洮河，沿洮河就到了黄河边。渡过黄河后，沿青海境内河谷和盆地一路西行到达西域地区，这样就可以绕过河西走廊，不会受到北魏的影响。

北魏占据河西走廊之时，在青海高原的吐谷浑人看到东西往来客商改走青海道后，意识到这是政权发展的机会，就把统治中心从青海湖以南逐渐迁移到了青海湖以西，也就是今天的青海海西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吐谷浑人集中精力去经营青海道，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提供贸易保护，另一方面充当‘译人’。”孙杰说，“其言，待河南人译然后通”，南朝人听不懂西域各国语言，吐谷浑人就扮演了翻译和引导的角色。

“青海道的繁荣与吐谷浑人的经营密不可分，到了青唐政权时期也是一样的。”孙杰说，无论是吐谷浑政权还是青唐政权，同样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对路线的经营和维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青海道的又一次兴盛出现在宋西夏时期，此时青海道处在青唐政权的经营之下，这与南北朝时期有些类似。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对西域客商苛以重税，重税使西域客商纷纷避开河西走廊大道，转而选择青海道。“因在东西商贸中获利，青唐政权也是兴盛一时。”

彩绘木棺板画直观保留吐蕃信息

2002年以后，以青海海西州都兰热水墓群为中心区域，陆续发现了一些绘有彩绘图案的木棺。题材多为瑞兽、出行、狩猎、骑射、耕作、宴饮等，呈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生活在海西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场景，为了解当时该区域社会生活、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青海的棺板画中，最早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实物资料，是2002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蓄集乡郭里木草场两具木棺的棺板画。”孙杰认为，这也是迄今为止研究最为集中、成果最为丰富的棺板画。目前，省内彩绘木棺板画收集保护较好、能够集中展示的收藏单位，有青海省博物馆、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和湟源古道博物馆。

郭里木棺板画发现之初，很多研究者一致认为，它是吐蕃时期美术考古的一次最为集中的发现。在此之前，关于吐蕃人物的形象和服饰的视觉化直观化信息，只能从敦煌壁画获得。吐蕃时期人物形象、服饰、器物及形制等，在郭里木彩绘木棺画中都有集中呈现，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实物载体。直到2019年，青海省博物馆《尘封千年的岁月印记：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出版后，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助推作用。

“这本书收录了青海省内各馆收藏的棺板画高清照片、线描图和临摹图，将棺板画的来源、图像内容、收藏单位等基本信息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棺板画的图像内容也做了基本的解读。”孙杰说，通过对基础资料的整理，将青海的棺板画分为两个时期：吐蕃时期和吐蕃之前的吐谷浑时期。“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外甥阿柴王印’，表明它和吐谷浑政权有关联，很好地验证了这一观点。”

正是因为有了这本书的支撑，再加上海西地区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以及重要考古发现资料的公布，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于青海考古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棺板画。

海西曾是东西方贸易中转站

“棺板画是海西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之一。”孙杰说，青海海西是青海道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一方面它是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节点，另一方面也是历史上多个民族先后入驻的地区。

“海西地区的墓葬、随葬器物和彩绘木棺，均以中原文化为底色。”孙杰说，以彩绘木棺为葬具载体，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然而，以彩绘木棺作为葬具是鲜卑人的一种葬俗，正是吐谷浑人的西迁，把葬俗带到了海西地区。

历史上，鲜卑民族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民族。早在汉代，鲜卑民族就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西迁和南迁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例如，棺板画上的图像内容，出现了仪仗队伍，中原地区叫“卤簿”，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另外，南北朝时期中原墓葬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同一时期的壁画，它们的山水人物画法和海西棺板画风格类似，都是“人大于山、人大于树”。到了吐蕃时期，出现了四神和花鸟，同样受中原文化影响非常深。

“热水墓群中出土的织锦，纹饰所含的文化信息也很丰富。比如联珠团窠纹对马锦，织锦上的联珠团窠纹，是典型的西域纹饰。对马尤其是长着双翅的对马，最早出现在希腊文化当中。”孙杰说，希腊文化在东传的过程中，这种纹饰就被西域各国的装饰纹样吸收。传入中国后，在吸收的过程中弱化了其中的宗教元素，将马头部的日月题材变为了小团花。公元六到七世纪，新疆地区和青海海西地区，这种纹饰较为普遍。由此可见，海西地区作为当时重要的贸易中转站，文化和商贸往来还是非常繁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