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写《水浒传》，把主角的姓定为“宋”。宋江的“宋”，与大宋朝廷的“宋”，是同一个字。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把正统的旗子插在“刘”姓上。刘备的“刘”，与汉室的“刘”，也是同一个字。

在讲究名讳、崇尚谶纬的古代，这绝非偶然。如果把“宋”与“刘”放进音韵的谐音里细听，便听见一声谶语——“宋”谐音“送”，“刘”谐音“留”。

一个送字，是宋江的命运判词；

一个留字，是刘备的宿命印章。

施耐庵用“宋”写了一场漫长的“送”，罗贯中用“刘”写了一场徒劳的“留”。

这师徒二人，一个把英雄放进江湖的火炉里炼，一个把英雄供在朝堂的神龛上拜。可炼到最后，拜到最后，炉子里只剩灰烬，神龛上只剩尘埃。他们用两部书，写尽了中国人心中最痛的两件事：该送走的，舍不得；想留住的，留不下。

施耐庵的“宋”

“宋”与“送”，同音不同义，可在宋江身上，这两个字缠成了一根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也勒住了梁山的命脉。

清代无名氏在评点《水浒传》时，早已点破这一层谶语。他说晁盖、宋江、吴用三人的名字暗藏玄机：“晁盖”寓“朝盖”，意谓朝廷的盖子掀翻了；“宋江”寓“送江山”，意谓要把打下来的江山送回去；“吴用”寓“无用”，意谓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聚义，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这几句打趣的话，看似戏谑，实则一针见血，撕开了施耐庵藏名入谶的用心。后又有评家指出，“宋江”谐音“宋将”——他是梁山的头领，更是心向宋朝的将领；另一层谐音“送江”则更悲凉：他最终将梁山好汉用鲜血换来的资本，连同自己的性命，一起“送”还给了大宋朝廷。

宋江的“送”，有三重含义。

一重是“主动送”。他从上山那一刻起，就没想当一辈子强盗。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聚义是兄弟情义，忠义却成了枷锁。他挂出“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那面旗飘在风里，既是向朝廷递去的投名状，也是向兄弟们画下的大饼——跟着我，将来有出路。他想要的不是推翻大宋，而是把梁山这支队伍“送”回朝廷的编制里去。

梁山排座次时，施耐庵写下这样的诗句：“光耀飞离土窟间，天罡地煞降尘寰。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风透胆寒。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下梁山。”“天罡地煞降尘寰”，那是梁山最鼎盛的时刻，一百零八星宿齐聚，杏黄旗高高飘扬。

可“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下梁山”，下了梁山，归了朝廷，那些曾经“豪气侵肌冷”“英风透胆寒”的英雄，就再也回不来了。这首写在顶峰的诗，其实早已为“送”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为此他一次次妥协。打祝家庄，他屠了扈家庄满门，把扈三娘当礼物送给王英。打高唐州，他逼朱仝上山，让李逵劈死了四岁的小衙内。征讨方腊，一百零八将死伤大半，他把兄弟们一个一个送进了坟场。临死前，他又用一杯毒酒把李逵送上了绝路。每一次“送”，他都说是为了兄弟们的“前程”。可那些被他送走的人，有几个真的等到了前程？

施耐庵写宋江送别兄弟，从来不写他的痛哭。他只在柴进庄上送武松时写过一次：“宋江携住武松的手，送至路口，又送了一程。”那是全书最温情的送别。后来的送别，都成了诀别——吴用在他坟前自缢，花荣随之，李逵被他亲手送进毒酒。他把自己也送进了蓼儿洼的黄土里。

另一重是“被动送”。朝廷从未真正接纳他。招安不过是一道“驱虎吞狼”的计策：用梁山打方腊，打完了，梁山也就废了。高俅、蔡京坐在朝堂上，轻轻一挥手，宋江就被“送”到了毒酒面前。他以为自己在为“宋”效力，到头来，那个同姓的朝廷连他的命都不肯留。

金圣叹在评点中怒斥宋江“权诈虚伪”，可他那愤怒的根源，也许藏得更深。宋江把一生押在“忠义”二字上，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张被墨水泡烂的旧船票。

他“送”走了兄弟，“送”走了自己，可那个他想“送”去效忠的朝廷，从头到尾，连看都没多看他一眼。

第三重是“无处可送”的虚无。鲁智深在六和寺坐化，宋江去看他，见他留下一首颂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那一声“咦”，透出了一个大彻大悟者的轻松与解脱。宋江做不到。他被“忠义”二字绑了一辈子，直到蓼儿洼喝下毒酒，也没能“顿开金绳”“扯断玉锁”。金绳、玉锁，不就是“送”这个字铸成的枷锁吗？他送了一辈子，却送不掉自己脖子上的那根绳。

施耐庵一生坎坷。传说他参加过张士诚起义，目睹义军内部的倾轧与背叛，最后隐于江湖，以写书为生。《水浒传》里宋江的“送”，何尝不是他自己心中那口咽不下去的气？他也曾想把一腔热血“送”给一个值得投靠的主公，可那主公负了他，他也只好把满腔悲愤写成一部书，送给后世的人去读。

正如《水浒传》开篇词所叹：“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那些“俊逸儒流”又能怎样？兴亡像脆柳一样易折，身世如虚舟一般漂泊。宋江送了一辈子，送出的江山是脆柳，送出的自己是虚舟。

施耐庵把这些都写进了引首诗里：“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好一个“人乐太平无事日”！可这太平的日子里，宋江在送，扈三娘在哭，李逵在喝酒，唯一安静的，是那个“不用送”的人。宋江把每一种送别的苦涩都尝遍了，唯独有一次例外：他的弟弟宋清，在他死后回到郓城老家务农，一辈子没送走过任何人。宋江送了那么多，宋清一个都没送。可偏偏是宋清，把宋家的香火留了下来。送与留，这一对反义词，在宋江兄弟身上裂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

罗贯中的“刘”

罗贯中笔下的“刘”，与“留”同音。“留”的古义，是停留、挽留、存留。整部《三国演义》里，刘备从出场到谢幕，嘴里喊的就是这四个字——“留住汉室”。

他出场便说“我乃汉室宗亲”，张飞见人就嚷“我哥哥是金枝玉叶”，诸葛亮劝他即位汉中王，张飞便是“大汉疆土，只有姓刘的可以占领”。每一次自报家门，都是一次对“刘”字的强调；每一次强调，都是一次对“留”字的祈祷。他希望用这个姓氏，把那个风雨飘摇的汉室江山，从历史的洪流里硬生生拽回来。

可他什么也没留住。

他留不住兄弟。关羽败走麦城，首级被送到洛阳；张飞睡梦中被范疆、张达割了头。刘备痛哭，哭的不是江山，是两个跟他一起从涿郡走出来的老兄弟。江山没了可以再打，兄弟没了，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哭。

他留不住江山。白帝城托孤，他把儿子和江山一并交给诸葛亮。诸葛亮鞠躬尽瘁，六出祁山，可北伐的战鼓敲了六年，也没能敲开长安的城门。姜维接过旗帜，九伐中原，可每一次出征都是送别，每一次送别都离那个“留”的愿望更远一步。

他连自己的命都留不住。六十三岁，病死在白帝城。临终前，他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是一个把江山托付给外姓人的绝望之语。他守不住的东西，也没期望别人帮他守住。

可别人也守不住。邓艾偷渡阴平，钟会兵临成都，刘禅出城投降。那个被蜀汉全天下供奉的“刘”字，最后被装进棺材，运到了洛阳。司马昭问刘禅：“安乐公，颇思蜀否？”刘禅笑嘻嘻地说：“此间乐，不思蜀。”一个“留”字，到了他这儿，连提都懒得提了。

“留”的反面是“流”——流动、流失、流浪。刘备一辈子都在流。从涿郡起兵，辗转徐州、荆州、益州，他像个永远找不到家的游魂。一个想“留住汉室”的人，自己先成了天下最漂泊的浪子。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时一语道破：“先主之生平，长厚而近伪。”他说刘备的仁厚有时看起来像假的。可也许，那不是假的，那是一个一心想“留”住什么的人，在绝望中不断安慰自己的样子。罗贯中没有亲手把那面“刘”姓的旗帜拔掉，但他让旗子在风吹雨打里自己褪了颜色。

罗贯中也曾“有志图王”。相传他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失败后流落江湖，以著书为生。清代顾苓《塔影园集》记载：“罗贯中，有志图王者，遇真主（朱元璋）而不得用，乃著《三国》以寄意。”他把自己想“留”住却留不住的那份功业，写进了刘备的眼泪里。他让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也许是在写自己：那份壮志，终究托付给了一本薄薄的书。

而杨慎的《临江仙》，被毛宗岗父子放在《三国演义》卷首，仿佛就是为刘备的一生写的判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青山依旧，夕阳几度，英雄的功业被浪花淘尽。“是非成败转头空”，刘备一生的“留”，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在这句词面前，仿佛被一场大雨冲刷殆尽。可那渔樵没事儿人似的喝着酒，谈笑古今。这份淡泊，恰恰是“留”字最重量级的嘲讽：你拼命想留住的东西，在别人那里，不过是下酒菜。

杨慎写的是“空”，施耐庵和罗贯中写的却不是“空”。他们写的是明明知道可能会空，还非要送、非要留的那份执念，是那股肝脑涂地的傻气。宋江明知道朝廷不可信，可他把“忠义”像轿子一样扛在肩上，死都不肯放下来；刘备明知道汉室已倾，可他摔阿斗、托孤，从一幕幕悲壮里，一次次演绎“不放弃”。就像鲁智深临死前那一声“咦”，宋江做不到，因为他永远放不下“送”；刘备做不到，因为他永远放不下“留”。毛宗岗父子把杨慎的词置于卷首，等于给这场师徒的漫长对话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徒弟拆解师父，师父对垒徒弟

有趣的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不仅是师徒，也是彼此的读者和批评者。他们用对方的笔，写自己的痛；用对方的英雄，撕自己的伤口。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尊刘贬曹，把“刘”字捧得至高无上，把“留”的执念写进了蜀汉的血脉里。可施耐庵偏不服。他写宋江，姓“宋”，堂堂正正不比你“刘”差；他写宋清，绰号“铁扇子”，金圣叹批它“可有可无”，可正是这把可有可无的扇子，在宋江身边毫无存在感地活着，最后在故乡的土地上生儿育女，把宋江送走的命脉，在土里续了回来。

而关胜这个“关羽后裔”，荣登五虎上将之首，却因醉酒坠马重伤而死。武圣人的后代，死于酒醉堕马。施耐庵似乎在说：你姓什么，不重要；你拼了命想留住什么，它拦不住地要流逝。

罗贯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施耐庵笔下的吴用，也号“加亮先生”，也有满腹锦囊妙计，可他眼睁睁看着招安之路走向绝境，却从来没真正拦过宋江一句。最后在宋江坟前，朴刀一横，自缢而亡。罗贯中想写“留”的伟大，施耐庵把同一类人写成了“无用”的悲凉。

有人说，人站在哪里，都是深渊。施耐庵把宋江放在深渊里，让他用“送”字走完一生；罗贯中把刘备放在深渊里，让他用“留”字耗尽了全部力气。可深渊里的回声，却出奇地相似。那是无数中国读书人心中的叹息：我这一辈子，到底在送什么？又想留住什么？

金圣叹骂宋江“权诈”，毛宗岗说刘备“近伪”。可他们骂的，也许不是宋江和刘备，而是那个让好人不得不“权诈”、让英雄不得不“近伪”的世道。施耐庵和罗贯中，用两支笔，把那个世道刻进了两个姓氏里——一个姓“宋”，一个姓“刘”。一个教你怎么忍着痛把东西送走，一个教你怎么含着泪把东西留住。到头来，都是同一种痛：送走的，回不来；留住的，会变质。

九百年未竟的追问

九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再磕头称“万岁”，不再为了一个姓氏跪拜。可“送”与“留”的困局，依然绑着每一个人。

我们送别青春，想留住理想。我们送别故人，想留住记忆。我们送别一座城，想留住一段情。可送走的，再也回不来；留住的，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

施耐庵和罗贯中，没给我们答案。他们只把问题刻进了名字里：“宋”与“刘”，“送”与“留”。宋江送掉了江山，刘备留不住江山。一个悲剧的结局，一个悲凉的结局。可悲剧和悲凉的背后，是他们对“人”的同情。

杨慎替他们补了一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江山变了又变，青山还是那个青山；英雄死了又死，夕阳还是那个夕阳。宋也好，刘也好，送也好，留也好，都不过是江山背景上的一场短梦。可那短梦里的挣扎，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

或许，施耐庵和罗贯中最想说的，根本不是“送”与“留”的答案。他们只想借这两个字，提醒每一个翻开书的人：该送走的时候，别犹豫；该留住的时候，别松手。至于哪个该送，哪个该留，你自己定。

而那面写着“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和那面绣着“汉”字的军旗，早就在九百年前的风里，卷成了一团再也打不开的结。可那团结，至今还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