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给阿嬷的情书》初看时会给人一种陌生感。这部手法质朴、节奏舒缓、敢于慢下来的作品，对于习惯近年“高概念、快节奏”院线电影风格的观众而言，形成了鲜明反差。而当观众进入故事之后，这部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作品则给人一种久违的清新气息。

在叙事手法上，《给阿嬷的情书》在开头营造了悬念感。但悬念手法的使用，并非为情节反转和戏剧冲突服务，只是将阿嬷的孙子晓伟应对负债生活这个灼热的“当下现实”切片，投入历史与往事的静谧湖泊中，激起引人深思的涟漪。当实现这一目的后，叙事手法的技巧在故事中全面隐退，让位于角色人物与情感的自然呈现与表达。这部不炫技、不煽情、不做作的电影，其实也是一部反商业、反技法、反套路甚至反伪文艺的电影。

但这并不意味着影片缺乏充足吸引力和观赏价值。一名异国他乡的女性，冒充“别人的丈夫”给远方的妻子写信寄钱，一寄就是几十年。这一戏剧核心本身就充满张力，影片只需在完整讲述的基础上辅以足够的可信度，便可让观众沉溺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做到了这点，它使人相信，在一个时代，信诺与情义是如此坚定与厚重，创作者赋予这个影片的轻盈与丰富，又使人感叹这样的人物与故事是如此浪漫与珍贵。

《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框架、情节脉络当中洋溢着由气质、气息、气度共同组成的气场，这一要素无处不在地填补于叙事缝隙间，由此，影片在观感上呈现出难得的叙事饱满度与情感完整性。“江海有岸，团圆有盼”“唯化思念做拼搏，凭勤俭来立业”“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这些书信句子凝聚成的情感与文化气场，其强大程度可与故事并驾齐驱；片中人物谢南枝与叶淑柔性格不同，但都胸襟开阔、朴实无华，两名女性的守望与共情有让人动容的温柔细腻，也有让人荡气回肠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还溢到片外，使观众强烈地感到，好电影如同优良种子，只要遇到春天和雨水，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壤里，都会快速发芽并成长为参天大树。

《给阿嬷的情书》不是一部“强势”的电影。它首映时的默默无闻、缓慢的逆袭曲线图，都决定了它与通过“爆炸式”宣发抢占市场的影片有很大不同。它是通过影院一场场放映、观众一个个口碑所推举出来的作品。

影片给人一种如春风拂面般的清新感。这一印象，让人想到2008年以书信为载体的剧情片《海角七号》。但《给阿嬷的情书》的清新，更体现在它的整个创作、生产与传播过程都挣脱了电影圈与市场层面的操作方法：影片没有追求高概念，创作低调但扎实，立意纯净隽永，一些电影所引领的“工业糖精”“爆米花套路”均未对它造成“污染”。这部接近于“圈外人”之作的作品，使观众得以直接看见电影本质，内心被触动。

《给阿嬷的情书》拍摄的诉求非常清晰：使用潮汕方言，讲述承载华侨家国记忆的侨批文化，并挖掘这一文化背后的赤子情怀。这部几乎没有商业“欲念”的作品，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电影之路，但无形中与20世纪80年代《城南旧事》《小街》《牧马人》等作品的创作初衷相吻合——讲述人性本真，发现生活诗意，用较为克制的情感，通过散文化叙事与纪实美学，来传达一种人生或历史态度。当它的这一初心被全国观众捕捉到后，其“地方电影”特征弱化了，很快成为“全民电影”。

通过《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亦可看见观众所发出的观影吁求。电影市场低迷，并非观众观影意愿弱化，而是电影作为长视频并没体现出足够的内容吸引力与竞争性；越来越多的观众不再以商业或文艺的标签简化电影，他们更在意哪些电影真正体现出创作水平，真正尊重观众智商与审美，注重与观众灵魂层面的交流；电影不需要堆砌卖点，囊括多类型多元素，有时候拍电影的初心简单一点，反而更容易与观众建立链接。

这些年，电影“内容为王”已成老生常谈，花哨与卖弄，猎奇与卖惨，也曾一度被误解成“内容为王”的尝试。创作群体理解并接受“内容为王”，但缺乏落地的能力与方法。《给阿嬷的情书》为“内容为王”提供了新的注解，照此理念拍摄电影，观众满意的同时，创作者亦会获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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