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超

　　玻璃红玉髓绿玉髓水晶珠串

　　水晶玛瑙红玉髓玻璃珠串

　　红玉髓琥珀金玻璃水晶玛瑙绿玉髓珠串

　　4月30日，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开幕的“珠耀南北”展，让古人与今人的审美，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迷上了手串，其实，对珠子的喜爱，早已深深刻入了人类社会的记忆血脉。早在2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就已利用骨管、贝壳、石珠装饰自身，甚至还在珠饰上进行染色处理，佩戴珠饰还有彰显身份、宗教仪式等社会因素。

　　春秋时期，隋侯珠是与和氏璧齐名的天下至宝。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的使者到访楚国，盛装之下携带珠玉装饰的刀剑，当看到春申君门下的上客人均脚踏珠履，让赵使大为惭愧。秦汉时期珠玑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物产之一。《淮南子·人间训》认为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是让秦始皇发兵五十万，进兵岭南的重要因素。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更是让珠饰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展厅中的珠饰，集中在汉代广州与北京两地出土的珠饰文物。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时代久远，墓葬中珠饰早已散落，最初的串配方式难以复原。展厅中的珠串，有些是工作人员出于美观的考虑，将同一墓葬中的珠子串在一起。参观者也可以想象自己的穿搭方案。

　　制作珠饰，能够选择的材质众多，汉代常见的如玻璃、玛瑙、水晶、琥珀、肉红石髓和小金球等。我们熟悉的珍珠，有机成分容易分解，在墓葬中难以长期保存，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了一件丝囊珍珠枕，严格地说不能算是饰品，而是枕头里的填充物。珠饰的材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经过熔融、铸造热加工的人造材料，另一种是经过打磨、切割冷加工的天然材料。玻璃是最有代表性的人造材料，也是汉代最受欢迎的珠饰，几乎囊括了我们熟知的各种颜色。广东地区发现的汉代玻璃珠就超过了18000颗。进一步分析，玻璃依材质还能细分为七种。其中铅玻璃和铅钡玻璃公认为我国自制，其他则分别出自南亚、东南亚，甚至是地中海区域。至于天然材料，软玉、绿松石大多为国内自产。琥珀多出自缅甸，红玉髓料来自印度，海蓝宝绿柱石出自南亚，瓜楞形的煤精珠具有西亚风格。它们有些直接来自海外，有些则是本地工匠利用外来原料的加工作品。

　　珠子被发现于墓主人的头、颈、胸、腕、足，可以说古人全身上下都有可能佩戴珠饰。耳饰里面两头大，中间收腰的，称为耳珰，《孔雀东南飞》所谓“耳著明月珰”。至于女子耳坠使用的珠子可以称为“珥”。广州考古人员还在4座墓葬中发现了用上千颗珠子编缀而成，极尽奢华的珠襦。襦就是上身短衣，霍光要废掉刘贺的帝位时，太后身着珠襦盛装坐在殿上。至于玉塞、玉蝉一类，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的珠饰，这与古人迷信玉可以让尸身不朽，汉代特殊的丧葬习俗有着密切关系。

　　展厅中的珠饰，结合了自然造化与人类技艺，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夏鼐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他在博士论文《古埃及珠子》中引述了西方学者观点“珠子和陶器是考古研究的字母”。利用光学显微、光谱分析等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对珠饰做出系统分析，不仅可以明确珠饰的材质，还能复原古人的制作工艺。比如检测中发现某些东汉金珠的成色反不如西汉含金量能够达到99%，背后的原因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珠子虽小，却是大洲大洋之间文明交往的缩影。珠子质轻价高，不易毁坏，便于携带，是远洋通商的理想货物。出身商贾的吕不韦，询问其父经营珠玉的利润，得到答复是其价百倍。对于那时的中原地区，珠饰可是海外珍宝。洛阳烧沟汉墓、咸阳马泉汉墓证明亦有珠饰出土，却在数量上远不及边疆地区。北京后屯战国墓出土的玉石串饰，由天河石、滑石头、红玉髓等组成，见证了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交往。

　　广州地区古称番禺，汉初是南越国的都城。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随着海上丝路的兴起，古代广州成为岭南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也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当地挖掘的1500座汉墓中，出土珠饰的比例到达了15%，数以万计的珠饰在数量和种类上远超中原地区，当地佩戴珠饰的人群范围也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