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荐语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仅承担归集功能，更承担重要的再分配与再配置职能。综合来看，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通过统筹收入结构优化与支出方向引导，辅以更加精准的差异化安排，可以更好兼顾发展与保障、效率与公平。近期，《国资报告》杂志第5期刊登了贺程的署名文章《央企收益安排重在制度统筹与结构优化》，特此分享。

3月底，财政部发布《关于2026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说明》，明确了新一年度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总体安排：2026年预算收入总量为3976.23亿元，支出预算数为1476.23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预算数为2500亿元。在收入结构上，对中央企业收益归集做出进一步规范，其中电力、石油石化等资源类中央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提升至35%，一般竞争性中央企业执行30%。

文件发布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支持者认为，中央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重要载体，应通过相关安排更好反哺财政、服务民生，同时倒逼企业提升效率、强化管理；审慎者则关注比例与节奏，担心对企业投资能力、研发投入及资产负债结构带来影响，强调“利润不等于现金流”的现实约束；还有观点提出，应结合行业属性与企业发展阶段，探索差异化安排，避免简单“一刀切”。这些多元声音体现了舆论对国有经济运行质量的关切，也反映出对中央企业更好履行公共责任的期待。

从政策依据看，相关安排是对《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的具体落实。《意见》明确提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要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全面覆盖、支持企业发展、体现全民共享、优化布局结构、提升预算绩效。这“六个方面”的总体要求构成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基本遵循。其核心并不在于收缴指标的升降，而是通过制度化安排，统筹处理好国家、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收入角度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具有多元来源，并不局限于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的应缴利润，还包括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的股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以及企业清算收入等。这一安排本身就体现了清晰的制度导向，即通过多渠道归集国有资本收益，实现收入来源的结构性平衡。在这一框架下，企业在落实相关要求的同时，可以更加主动推进存量资本的盘活与结构调整，通过压减低效无效资产、退出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释放沉淀资源。特别是在部分传统领域或边际效益较低的业务中，可以依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通过产权转让、重组整合、清算退出等方式实现有序收缩，不仅有助于形成新的预算收入来源，也能够显著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这种“从结构中要空间”的方式，相比单纯依赖当期利润，更具有可持续性，也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从支出角度看，制度导向同样十分明确。《意见》明确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持企业发展、体现全民共享、优化布局结构三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出要“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强化资本金注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更好发挥对重要行业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这意味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仅承担归集功能，更承担重要的再分配与再配置职能。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更加注重资金投向的战略性与精准性，将资源优先配置到国家急需、市场不足的领域，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等方面，通过资本金注入等方式增强支撑能力。

事实上，对于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处于关键技术攻关阶段或尚未形成稳定盈利能力的企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更为审慎的收益归集安排，以保障其战略投入需求。《光明日报》4月21日的理论文章在探讨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着力点时谈道：“对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企业，可适当降低其收益上交比例，允许留存更多利润用于战略投资，从而引导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集中。”从预算安排角度看，这类企业可以在资金配置中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以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和长期竞争力。这一思路，从制度功能出发，为更加精准的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公开报道，面对此次央企利润上缴比例调整后显现的压力，有关部门正研究探讨针对此次调整的差异化、动态化比例调整与豁免配套机制，旨在从顶层设计层面更精准地护航企业转型升级。这表明，相关制度正在不断动态优化，以更好适应不同类型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的现实要求。

综合来看，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通过统筹收入结构优化与支出方向引导，辅以更加精准的差异化安排，可以更好兼顾发展与保障、效率与公平。一方面，保障国有资本收益依法规范归集，服务国家财政和公共利益；另一方面，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再配置，为企业特别是关键领域企业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随着相关政策不断细化、配套机制逐步完善，这一制度体系有望更加成熟稳健，也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作者单位为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