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馥莲 高晞（分别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教授）

学人小传

钱惪（1906—2006），江苏江阴人。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获医学博士学位。早年曾任南京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医师，后长期执教于上海医学院，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等职。1957年，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先后任副院长、院长、名誉校长。主编《实用血吸虫病学》《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参编全国医学教材《实用内科学》《传染病学》及《医学百科全书》等。

　　钱惪一生致力于传染病学研究与医学人才培养，是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57年，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钱惪，已过知天命之年，这一年，他带领400余名师生西迁重庆，参与创办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这位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从此扎根西部，艰苦创业，救死扶伤，为西部医学事业的发展不懈奉献。“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是上海医学院的优良传统，也是钱惪的毕生追求。

德业并修，走上从医之路

　　1906年，钱惪出生于江苏江阴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父钱理是新式文人，对子女教育要求极为严格。在父亲的影响下，青年时代的钱惪勤勉好学，刻苦求知。1925年，他从江苏南菁中学毕业。多年后，在母校南菁中学百年校庆时，钱惪回忆，当地“龙砂八家”以精湛医术救人于水火、名医柳宝诒的善行等事迹，深深打动了少年时代的自己，令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治病救人的道路。

　　1927年，钱惪从苏州的江苏医科大学预科毕业，到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先后更名为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深造。那时，这所医学院虽处于草创阶段，但在“为人群服务”理念引领下，教师与学生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渐形成了严谨治学、勤奋钻研的优良学风。

　　除了致力于培养精湛的专业技能，上海医学院的教师们同样重视对学生医德的塑造。1930年，钱惪在上海《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讲述了课上老师提到的一位老中医曹沧州的故事。这位曹先生曾被病人误解为偷窃，病人家属上门质问时，他没有辩解，反而主动拿出五十元赔偿。事后病人发现误会，前来道歉，并询问为何不作解释。曹先生坦然回答：“我之所以承认做贼，是为了不让病人因失银焦虑而加重病情。”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年轻的钱惪，他在文中写道：“曹先生有三点让我钦佩：其一，服务精神；其二，侠义之举；其三，深厚的修养。”

　　1932年，钱惪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国内培养的首批医学博士之一。

　　钱惪学成的时代，正值战乱，医生注定要在颠沛流离中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1932年，钱惪在上海同仁医院担任住院医师，次年加入南京中央医院。随着东部地区相继沦陷，大量高等院校向西迁移，钱惪也随医院辗转湖南长沙、贵州贵阳等地工作。1939年1月，钱惪抵达重庆，在歌乐山龙洞湾重庆中央医院，任代理内科主任，同时兼任迁至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内科学副教授。

　　钱惪曾在晚年回忆文章中谈到抗战期间的艰苦岁月。他描述道：“当时物质十分匮乏，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简陋。除医院手术室是用泥石砌成的墙外，病房和宿舍都是以毛竹为柱，竹片涂泥灰为墙，竹席作为天花板。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雨天时难免屡次摔倒；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很多人因此患上腹泻。”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钱惪却始终心怀国家，他清楚地记得：“虽然当时还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但同情心和责任感驱使我们竭尽所能为伤病员提供医疗帮助。”（《抗战时期重庆歌乐山记事》）抗战期间，钱惪还深入西南地区进行传染病的调查研究并整理出详尽的传染病报告，其中包括伤寒240例、阿米巴肝脓肿45例、地方性斑疹伤寒157例、梅毒1180例。报告数据翔实，引起国际医学界关注。

　　1944年9月，钱惪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伊文思纪念医院进修，师从美国著名传染病学家切斯特·斯科特·基弗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染病。在基弗的指导下，钱惪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传染病研究，并得以深入了解青霉素的实际应用与局限性，为其日后在医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深入一线，抗击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是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门静脉系统引发的一种地方性寄生虫病，病变主要由虫卵沉积于肝脏和结肠引发，形成虫卵肉芽肿，并导致组织纤维化。人类感染的主要病原为埃及血吸虫、曼氏血吸虫和日本血吸虫，我国是日本血吸虫的主要流行区，长江流域尤其严重。由于当地的农民和渔民常常与水体接触，尤其在夏秋季节，感染风险更高。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较久，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高度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某部渡江来到江南后，大批战士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1949年12月，驻扎在嘉定的部队向嘉定县卫生院发出求助信函，请求上海医学院派遣医师协助治疗血吸虫病。函件中提到“本县军战士团练游泳受到血吸虫传染”，请求派遣内科专家一人主持治疗事宜，另需助理医师以及药物、器械等物资。接到求助后，上海医学院立即组织了由钱惪、刘约翰等医师及大批学生组成的医疗队，迅速赶往嘉定参与治疗工作。

　　1950年1月5日，由1000余名医务人员组成的防治队伍正式出发。整个治疗过程被分为检验、注射、休息三个阶段，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地为被感染的战士提供治疗，每日工作时间常超过12小时。除了治疗血吸虫病，医务人员还向战士们普及卫生知识。此外，还对其他疾病如钩虫和蛔虫进行了治疗。钱惪在此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他多次主动申请延期留守前线，深入观察疫情，解决医疗和技术难题，赢得了部队上下的高度赞誉。有战士回忆道：“钱惪为了诊视几位重病员，在大风雨中徒步行走十几里，雨水和汗水浸透了衣裳，潮湿的棉衣竟成了沉重的甲胄似的。”

　　在抗击血吸虫病的工作中，钱惪对处方和制剂方式进行了改进，大幅降低了医疗成本，还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血吸虫病史检查记录表”，以便搜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同时，他抽出时间到讲习班授课，并编写适合部队卫生工作者需求的讲义。

　　1950年4月，上海郊区日本血吸虫病防治庆功联欢大会召开。根据防治委员会的立功标准，钱惪因其杰出贡献被授予干部二等功。他在会上发表感言：“我们立功的不要骄傲，因为我们是依靠了群众才能立功。”同年9月，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召开，钱惪凭借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等出色表现当选劳动模范。

　　在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大会期间，钱惪尽管身患疾病，仍坚持为上海医学院的学生们编写了十余页《传染病学》讲义。谈及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的贡献，他表现出一贯的谦逊态度。他说：“这本是医务人员应尽的责任，至于为国家节省了费用，不过是把国家的钱当自己的钱来用，能省则省，实在无功可居。”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不愿谈论立功经过，甚至对当选“功臣”“劳模”也极力谦让。他多次强调：“应该做的，能够做的，我一定会坚持到底。我18年来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怎么能算得上是劳模呢？”

　　钱惪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的工作远未结束。随后，他与杨宜、刘约翰等人共同编写了《血吸虫病治疗须知和防治手册》，为广大防治人员提供了宝贵的治疗指导，有效地降低了治疗过程中的死亡率。卫生部非常重视该书，发函询问“血吸虫病治疗须知”中有关急救药品使用的细节，钱惪逐一作出解答。这一系列工作对当时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钱惪还积极致力于培养血吸虫病防治的专业人才。他先后在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苏州中华医学会和上海等地为防治人员授课，指导并培养刘约翰完成急性血吸虫病的治疗及锑剂疗效观察的研究工作。同时，钱惪还协助医院医师设立血吸虫病门诊。

抗美援朝，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上海科技界、宗教界和街道居民代表于12月召开预备会议，表示坚决支持抗美援朝运动。会上，医务工作者表达了愿意组织志愿医疗队的强烈意愿，作为劳模代表，钱惪坚定表态：“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我一定会去做，毫无顾虑。”会上正式成立了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并通过了负责人选，颜福庆为主任委员，钱惪、钟明月等25人为常委。上海市医务界决定组织三个志愿医疗队，中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和上海医学院的医务人员率先响应，组建了医疗大队，胸腔手术专家黄家驷和钱惪共同担任医疗大队的负责人。

　　医疗队的成立引起了上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彼时，钱惪年迈的父母正准备从江阴来上海与儿子团聚，得知他毅然参加医疗队北上的消息后，他们为儿子的决定感到骄傲，写信表示支持，并提醒钱惪多带衣物，以免在寒冷的北方受风雪侵袭，影响工作。出发前，钱惪分享了他的感想与愿望：“我希望每个北上的同工者，包括我自己，都以愉快的心情，振奋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去到我们的岗位，为祖国与自己的光荣，贡献出我们最大的力量，以求无愧于做一个可以骄傲的中国人。我们更应该乘此远行机会，在生活上、技术上、政治上，求取锻炼认识与进步，从实地经验中充实丰富我们自己，在此后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可以更好为人民服务。”（《出发之前谈愿望》）

　　1951年1月25日，上海志愿医疗队的321名队员北上支援前线。上海广大市民踊跃参与，沿途欢送这些奔赴前线的医务人员。钱惪所在的第二医疗大队被安排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第一陆军医院。除了承担繁重的医疗任务和培训部队医务人员外，钱惪还经常奔波于哈尔滨、通化、辽阳等地，为志愿军的伤病员提供医疗服务。前线条件极其艰苦，伤员身上和宿舍里到处都是虱子，钱惪不仅治疗伤病员，还指导医务人员使用药物和清洗手段为伤员消灭虱子。

　　从上海到前线，渡过长江、黄河，越过田野，跨过雄伟的山海关，回顾这一段经历，钱惪说，自己的“贡献是不如收获大的”，他更进一步体会到伟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人民需要我们，国家需要我们，但需要的不是‘只管自己’的我们，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

西迁建院，艰苦创业不懈坚守

　　20世纪50年代，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更好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上海各大高校支援其他地区新建的院校，帮助解决师资不足的困境。1955年，遵照中央关于沿海工厂和学校内迁的指示，高教部于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同年，新华社报道了各类高等学校的有计划调整、扩建和新建工作，其中包括筹建11所新高等学校，上海第一医学院被确定为迁至重庆，筹建重庆医学院。

　　得到西迁建院的消息后，上医立即成立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颜福庆担任筹建委员会主任。1955年6月，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广泛听取广大教师的意见后，提出了“母鸡下蛋”的分迁办法，即将上医部分力量迁至重庆建院，既保留上医的基本力量，又为重庆增设了一所医学院，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卫生人才。上级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陈同生为重庆医学院的首任院长，承担起建院任务。

　　按照中央指示，重庆医学院的教师、医生由上海第一医学院负责调配，党政干部由省市调派。上海第一医学院除派遣教师和医生外，还派出了部分行政干部。1956年9月1日，重庆医学院迎来了首届436名新生入学。随着新生的加入和医院工作的全面展开，重庆医学院原本紧张的师资情况更加严峻。

　　当卫生部提议由上海第一医学院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前往重庆医学院担任领导时，陈同生很快想到了已是上医副院长的一级教授钱惪，并委托党委副书记王乐三前去做思想工作。钱惪当时是上医最年轻的副院长，前途光明。然而，在得知西迁重庆的需求后，他立即承担了该任务，毫不犹豫地动员了400多名上医工作人员前往重庆。

　　钱惪的动员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正如由华山医院西迁重庆的王其南所言，许多出生于上海的同事在面对西迁时难免心存顾虑，但国家的需要让他们克服了个人主义。钱惪凭借个人声望以及以身作则的行为，出色地完成了动员工作。李宗明和毕婵琴等人曾坦言：“钱院长去，我们就去。”

　　1957年初，经上医党委推荐，四川省委正式任命钱惪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57年4月下旬，第二批支援重庆医学院的队伍离开上海，启程前往重庆。在上医党委的积极动员和钱惪的带领下，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以及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为重庆医学院的发展汇聚了雄厚的师资力量。正如钱惪所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有事业心。每个人都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服务，讲奉献，不讨价还价，这也是上医的精神。”王其南在出发前曾说：“当我决心去重庆时，脑海里就涌现出美好的前景。重庆是一个大发展的城市，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都市，不久的将来，重庆会建设得更加美丽，而重庆医学院也一定会变得更好，更加完备。”这是400多名西迁者的心声，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让重庆医学院“变得更好、更完备”的承诺。

　　初到重庆时，钱惪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地理条件的差异、当地居民的贫困和落后的卫生条件。年过五十的他在荒芜的袁家岗开始了学校的建设工作，繁忙到几乎无法陪伴家人。即使如此，他仍常常出现在病房，翻阅病历，检查工作。

　　钱惪注重培养医学院的行政人才，他担任临床部主任时常常轮流任用年轻医生作为其行政秘书。他要求秘书半天做行政工作，半天回科室工作。他叮嘱秘书：“不能丢掉业务，甚至还要做得更好。”他对后辈的教导十分细致，秘书写的材料他都会逐字修改，红笔批改后让秘书重新抄写，再确认无误后才交上去。他也教导行政人员讲话要简明扼要、内容扎实，避免空话和套话。

　　在科研方面，钱惪带领的重庆医学院传染病学科，成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之一。钱惪领导的团队筛选出了一种名为“血防—846”的新药，被认为是血吸虫病防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在医学教育方面，钱惪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编了《实用血吸虫病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册》《传染病学》《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以及《内科理论和实践》等书。此外，1982年，钱惪撰写了《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一文，指出当时医学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医学教育必须注重教学质量，尤其要狠抓师资队伍建设。

无私奉献，赤诚为民

　　钱惪一生大公无私，生活俭朴，始终践行为国为党的信念。与钱惪共事过的人，常常以“为公”二字评价他。

　　一位同事回忆，钱惪家里有两个书橱，里面摆放的都是《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物品。退休后，偶尔有学生送来一些土特产，钱惪也一定坚持给钱，绝不占一分便宜。工作期间，他甚至连给同事、亲戚写信时也一律使用已经用过的纸张的背面。一次学校办公室送来20个公用信封，他毫不犹豫地退了回去。

　　钱惪不仅在工作中表现出无私奉献的精神，还经常在巡回医疗时给贫困农民捐款。当看到就诊农民家庭生活困难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兜里掏钱帮助他们。同事曾善意提醒他：“这样下去，你的工资很快就会用光。”钱惪则淡然回应：“没关系，他们比我更需要这笔钱。”

　　钱惪曾说：“医学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它是科学与技术的应用，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必须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我们的对象是有思想、有感情的病人，病情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单纯的研究案例。”

　　20世纪80年代，钱惪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安排。他在信中写道：“请勿为我举行任何仪式，只希望组织帮助家属早些送遗体到火葬场……如果病因不明，可进行病理解剖，帮助医学进步。”2006年，钱惪病逝，根据他的遗愿，骨灰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埋在他奉献半生心血的重庆医学院校园中心广场的榕树下，另一部分送回母校上医，埋在上医一号楼前的白玉兰树下，还有一部分撒入江河，沿着他当年西迁的路线，重回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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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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