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芳

“吃叶子烟怎么了？又不犯法！”她脸涨得通红，将那杆有了年岁的烟杆往栏杆上磕，火星子几乎溅出来。

公园里，跳舞的、打球的、玩扑克的、聊天的，一堆一堆。她很少露面，不属于任何一堆，一来便被人围观。一位女舞友带着几分排斥劝她：“学什么不好，偏吃叶子烟，多不雅观。”这话触了底，她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是啊，别说小城、场镇，就是最偏远的村子，也难见几个吃叶子烟的人——尤其是女人。

她五十出头，模样并不起眼。若不衔着那烟杆，大约没人会多看她一眼。可她身板修长挺拔，走路带风，一头长发束在身后。从背后望去，活脱脱一个乡野穆桂英，年轻时想必是不差的。

有人说，喝酒的女人必有故事。其实，吃叶子烟的女人，故事更不寻常。

我好奇地端详她的脸——清瘦，偏黑，没有焦虑，也未经修饰，却莫名让人过目难忘。

后来，我在城郊山水间的绿道上慢行，远远地便认出她的背影。她坐在河边的亭子里，面向流水，叶子烟的烟雾从发丝间袅袅飘出，像是极度劳累后蒸腾的汗气。听见脚步声，她转过头，友善地笑了笑。我自然地在她身旁坐下。

没多想便问：“什么时候学会吃叶子烟的？”

她倒不觉得我冒失，大大方方地说：“当妹儿的时候。”

那时候，她家住在那座连放个筐子都嫌挤的高山上。家里一连生了几个女娃，她是老大，很久都没有正式的名字。上学前，亲戚邻里都叫她大女子。

十六七岁吧，她开始从父亲手里接过重活——挖地、挑粪、从山下背日用品。那时人们怨这山、怨这路、怨这田，却从不曾想过搬家。种洋芋、挖红苕的季节，兴换工，搞突击。排着轮次，今天张家，明天李家，劳力多的排在前头。她头一回替父亲去换工，觉得自己像花木兰。

换工是得使出浑身力气的，宁让身体受累，也不亏欠邻里。上午和下午，照例要留吃烟歇气的空当。男人们从口袋里掏出烟杆，取出裁好的一截截土烟，含口水喷上，慢慢揉软，裹实，不一会儿，每个人跟前便云雾缭绕。

一袋烟后，他们耗尽的力气又回来了。可大女子却浑身瘫软，连锄把都捏不紧，只能无力地望着男人们吞云吐雾。她不敢把心事说出来——既怕人笑话，更怕暴露出，这大山里有太多的求助，无人应答。

她也记不清是哪次换工，悄悄把父亲的烟杆别在腰间，吃烟的时候，打开帕子，笨手笨脚地裹，然后借火。烟锅里红光一闪一闪，呛人的气味钻进嘴、钻进喉咙。她的眼睛出水，头发晕，胃里翻江倒海。就是那一回，她觉得自己变成男人——不怕累的男人。

后来，她的嫁妆里比别人多了一样东西——叶子烟杆。

再后来，她把年幼的儿女留给公婆，带上自产的叶子烟，跟着自己的男人下了山。她大概是有爱情的——男人喜欢她的吃苦，接纳她的不装，也习惯了叶子烟的味道。

她戴安全帽上脚手架砌砖，到抓得到云的桥梁上扎钢筋，在荒无人烟的山里打桩。工友们AA制，简单改善伙食，少不了啤酒和老白干。她像喝白开水一样喝酒，喝到全身软绵绵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再吃一杆叶子烟，所有的疲劳和伤痛便都散了。她望旷野的天，望城市里车水马龙。头一挨枕头，睡到昏天黑地。一天，就这样结束。

母亲在世时，反复念叨自己的遗憾：“把大女子养成了男人。要是前头有个哥哥，你就能下山读书，细皮白肉、斯文漂亮。说不定端上公家碗。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吃叶子烟！”她说母亲糊涂了，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也不能回头。

从前山里的妈们，总觉得自己没当好妈，没把自己活好。大女子就打比方：“你们这代女人，吃饭都不上桌，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哪里敢吃烟喝酒？起码我都敢了、试了、看了，值了。一代女人比一代女人强啊。”

母亲在世时，随时有人在等她回去。母亲走了，山和家，再也不会盼她等她了。回到那样的家里，要走几里路才找得到人说话。唯有点上一锅叶子烟，跟烟子讲心事。

她望着河水，磕掉烟屁股，将烟杆收进口袋，轻声说：“叶子烟五十块一斤，一年四五斤，够用了。过几天又要出门，跟男人一样挣钱。补贴儿女，钱总是不够花。自己穿得简单，吃得简单，叶子烟就是奢侈品。”

她顿了顿，说：“总归来说，爱上叶子烟，也爱上了自己的大半辈子。”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溪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