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

　　5月8日是“国际红十字日”。160多年前，红十字会诞生。在战火、天灾、疫情面前，红十字会连接起人们的爱心与奉献，演绎了一幕幕用生命温暖生命的传奇。

2024年5月，北京中学生在“红十字博爱周”启动仪式上体验救援装备。

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亨利·杜南

反映19世纪索尔费里诺战役人道主义者救助士兵的画作。

　　由欧洲血腥战争催生

　　国际红十字会，这个对欧洲乃至全球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医疗与人道主义组织的建立，是19世纪中后期欧洲大陆一场血腥战争催生的。

　　1859年，撒丁王国想要建立独立统一的意大利，而奥地利帝国在意大利占据大片领土，法国作为撒丁王国的靠山也拔刀下场，三家在意大利半岛大打出手。6月24日，法-撒联军和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交战。双方各自出动十多万大军，厮杀了9个小时，导致4万多人伤亡。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却只有几名军医。此外，药品、绷带、护理人员也都紧缺，根本不可能照顾这么多伤员。大军撤离后，双方几万名伤员躺在血泊、污泥之中，经受烈日暴晒、饥渴交加和伤痛折磨，呻吟声、哭泣声不绝于耳。

　　一位年轻的瑞士商人亨利·杜南途经此地，大受震撼。杜南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都从事慈善事业，他自幼就随母亲到贫民窟扶贫济困。目睹成千上万伤兵的惨景，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他挺身而出，组织当地民众和医护人员，建立了一支平民救护队，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必要的医疗和救护物资。几天时间，杜南带领救护队几乎不眠不休，救治了三国的几千名伤兵。

　　战争很快结束，意大利王国在1861年正式建立。但杜南心中依然无法忘记当年的惨景。1862年，杜南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书中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伤兵在战场上因缺乏医疗救助而痛苦死亡的惨状：“伤员在烈日下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用最后力气呼喊着母亲的名字……”书中还提出了两项划时代的主张：一是建立一个跨国的永久志愿救护协会，在和平时期训练医护人员，在战争爆发时提供中立的救援；二是制定国际法，签订国际公约，赋予医疗人员中立地位，要求战争中各方都保护他们救助伤患的权利。

　　杜南的人道主义呼吁得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响应。护理学的奠基人南丁·格尔公开支持杜南。维克多·雨果致信杜南称“您用文字为人类良知树立了永恒的界碑”“您武装了人道主义，满足了人类自由”。甚至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始作俑者”拿破仑三世皇帝，也对杜南的事业进行赞扬和资助。

　　1863年2月，杜南与四位知名人士瑞士陆军总司令迪富尔将军、古斯塔夫·穆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医生和莫努瓦医生，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迪富尔将军任主席，杜南任秘书，这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采用红色十字作为人道主义、医疗机构的标志，也是这时提出来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希望战场上双方都不攻击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为了避免误伤，必须选择一个统一、醒目的标志。因为建立委员会的五位都是瑞士人，因此他们决定选择瑞士国旗（红底白十字）的图案，把颜色反过来，形成白底红色十字，作为人道主义的标志。

　　1864年8月22日，瑞士政府在日内瓦举办国际会议，与会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2个国家签署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又称《万国红十字公约》）。这次会议上，还为医疗服务引入了统一的标志——白底红十字。这个最广为人知的标志，也是“红十字会”得名的由来。而杜南建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也在1880年正式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简称“国际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建立后，杜南继续为人道主义奔走，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非常不幸的是，他经营的公司在1871年破产，贫病交加的他，后来住进医院。1895年，一位记者偶然发现了他，对他的境遇进行报道后，轰动了全世界。瑞士联邦委员会颁奖表彰杜南“促进和平与团结”，莫斯科国际医学大会颁奖赞扬他为受苦人民所作的贡献。1901年，他被授予首届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因为负债累累，未能去领奖。诺贝尔和平奖的主办方把奖金保存在一个独立账户。1910年，杜南逝世，终年82岁。他把遗产（基本是奖金）大部分都捐赠给了挪威和瑞士的慈善团体。

　　从1948年起，每年的5月8日，即杜南生日当天，国际和各国红十字会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一天也被称为“国际红十字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组织转运受伤人员。

　　发挥人道主义力量善待战俘

　　此后，国际红十字会继续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规模和伤亡规模都百倍于当年的法奥意战争，也产生了数百万的战俘。国际红十字会对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忧心忡忡，尤其关注其中战俘的命运。之前国际红十字会虽然已经通过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但它主要是保护敌对双方的伤病员，包括俘虏中的伤病员，以及针对海上作战的条款，并没有专门针对战俘的公约。因此，战争刚爆发时，国际红十字会就要求各国红十字会组建战俘特别委员会，不久又在日内瓦开设了“国际战俘局”这个中央机构，为各国战俘提供援助。国际战俘局汇总各国战俘的信息，把这些人登记在册，便于家人寻找。同时，也促使各国尽可能善待战俘。

　　国际战俘局还组织向战俘发送救援物资。战时本来就物资匮乏、民生艰难，战俘作为敌国分子被关押，生存条件更差。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不但能让他们的生活稍微有点提高，也能让他们从精神上得到宽慰。

　　此外，国际战俘局还接受各国送来的寻人请求，帮助各国民众寻找可能被俘的亲人，以及投递亲友送给战俘的书信、包裹。国际战俘局还建立了关于死亡士兵墓地位置的档案，让死者亲友能够知晓其葬身之处。

　　据统计，一战期间，国际战俘局制作了480万张索引卡，分发了180多万件包裹和大批救济物资。战争结束后，又参与了促进各国战俘的遣返工作，帮助战俘们尽快回归家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比一战更大，死伤和被俘虏的人数更多。国际红十字会继续发挥巨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对伤病士兵进行救治，对各国战俘进行援助，登记信息，邮寄书信，提供救济物资。在当时的战俘营里，红十字会的代表不做评判，不管哪国士兵，一视同仁，都为他们做三件事：一是登记：为每位战俘填写一张身份卡片，记录他的姓名、编号和健康状况。二是写信：分发一种特殊的红十字标准信（俗称“平安家书”）。这种信件格式固定，非常简短，战俘只能勾选“我很好”“我受伤了”“我生病了”等有限选项，并填写收件人地址。这避免了传递秘密信息，但传递了最重要的信息——我还活着。三是传递：红十字会作为中立信使，将这些卡片和信件收集起来，想方设法穿越交战区，送到战俘的家人手中，为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建立起珍贵的联系。

　　上世纪60年代，虽然没有席卷全球的大战，但局部战争依然不停息。红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施援，为困境中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

　　重要贡献

　　《日内瓦公约》的颁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后，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颁布了《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中的伤兵、俘虏应该受到人道主义对待。

　　《日内瓦公约》有很多版本，最终发展、统一为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四公约内容如下：

　　第一公约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主要是保护敌对双方的伤病员，尤其是俘虏中的伤病员，要求应该对他们无区别地给予人道待遇和照顾，禁止杀害、酷刑、生物实验和故意弃置等。双方军队不得侵害有明显标志的医疗单位和医疗人员。

　　第二公约即《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内容和第一公约基本一样，只是针对的是海上作战时的舰上部队，以及保护双方的医疗船。

　　第三公约即《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主要是保护战俘的权益。内容包括：关押战俘的国家应该对战俘人道对待并承担责任，而不能推到个别部队或士兵头上；战俘的非军事财物应该自己保有；战俘应该得到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照顾等保障；禁止对战俘随意监禁；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停战后应该释放或遣返战俘等。

　　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主要是保护平民。如禁止杀害、虐待、掠夺、驱逐、关押、侮辱平民，尊重平民的人身、家庭、财产、荣誉、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

白求恩在战地给伤员做手术。

　　中国红十字会助白求恩赴战地医院

　　如同国际红十字会一样，中国的红十字会也是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诞生的。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华民族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战火吞噬着古老的大地。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将士死伤惨重。战后，国际红十字运动开始传入中国大陆。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厮杀，中国东北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为了救助东北同胞，社会活动家沈敦和与清政府官员吕海寰、盛宣怀等人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又在营口、烟台、奉天（沈阳）、辽阳、开原等多地开设红十字地方分会。他们在战火中拯救了许多东北民众。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救护队在上海、南京地区配合国际红十字会，展开伤兵和难民救治工作，几个月内治疗伤患数万名。1937年8月23日，日寇进犯罗店地区，炸毁了救护队房屋。中国红十字救护队正打算西撤，却见我方飞行员苑金函在空战中坠机跳伞。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率队将苑金函救回。苑金函接受手术后，苏克己将其护送出镇时，不料遭遇日寇。苏克己忙将苑金函藏好，自己却惨遭日寇杀害。新中国成立后，苏克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7年冬，南京沦陷后，日寇在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长李春南率领八十余名成员毅然留下。当时，以约翰·拉贝先生和约翰·马吉牧师为首的国际友人建立了“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尽力保障民众的安全。碍于“国际观瞻”，凶残的日寇也不得不收敛几分。李春南兼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副主席，与安全区合作，在南京积极展开救助。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安葬队掩埋受难者尸体2万多具，收容所安置难民近10万人，施粥点每日为数千名难民提供果腹的米粥，并为难民提供医药治疗、交通援助等。在恍如地狱的南京城，他们的努力为幸存者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

　　此后，中国红十字会建立了救护总队，在战场上救护伤员，在后方建立医院，抗战期间救助军民数百万人。白求恩、柯棣华等著名国际主义战士，也是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前往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从事前线医疗工作的。1939年春，在晋察冀前线，白求恩急需一本最新的《英国医学杂志》来参考一项创伤感染的新疗法。然而在被封锁的山区，想得到这本书几乎是天方夜谭。但他还是将这个需求告知了前来巡视的八路军卫生干部。后来，在多方努力下，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特别邮路，这本期刊和其他医疗物资一起辗转数月，在当年的夏末送到了白求恩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红十字会于1950年改组，总会搬迁北京。周恩来总理还亲笔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52年，中国红十字会得到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

　　据2025年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全国红十字系统已建立起8大类1000多支、10万人规模的救援队，培训取证救护员1800多万人。

　　如今，红十字会已诞生了160多年。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那抹鲜艳的红色总在最需要的地方绽放温暖。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