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1912—2010）在回忆录《八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他说：“初中名义上学了两年，但其中一年在国学专修科跟唐文治学古文，所以，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部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时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和英文很没有把握。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

初考五校，文理曾有选择彷徨

1931年夏，钱伟长一个月内分别报考了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五所大学。起初他的想法是多考几个大学增加录取的机会，没想到五所大学居然全都考取了。钱伟长回忆说，“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

据他回忆，当时他的四叔钱穆在国立北京大学当教授，他听从对方的建议最终进了国立清华大学。那时的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钱伟长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问题是选择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

1931年9月16日，钱伟长自老家来到国立清华大学，第三天就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从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若单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钱伟长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他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进行注疏而给他打了满分，也曾与钱伟长的四叔提起欢迎他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对他的入学作文赞赏有加，“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

弃文从理，故事流传不同版本

这个回忆录在不同的场合，还有不同的版本。钱伟长曾说：“我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在入学考试中，由于历史和国文都考了满分，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还是因（总分）名列前茅而被录取……我在叔父钱穆教授引导下的确曾想进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杨树达教授亦曾宣扬中文系获得一位少见的高材生，他曾宣称钱伟长除了英文差外，中文可以和外语系的钱锺书相比。陈寅恪亦曾表示从中国史的根底看，钱伟长在中国史上很有前途……学文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终于下了弃文学工学理的决心……”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说法在各种媒体广泛流传，经过媒体演绎之后的版本是：他报考清华时物理考了5分，英文5分，数学、化学的成绩也平平，却因为中文和历史都考了100分而进入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也有版本作历史系），后来又转入物理系。这些说法太过有名，乃至成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和传说，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文科无用”。这一点，成为理工科学生鄙视文科最有利的案例。如果拿出实证精神，利用第一手资料对上述回忆进行考证，便知道钱伟长的回忆与实际情况颇有差距。

史料实证，理科根基并非薄弱

钱伟长出生于无锡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叔父钱穆是著名历史学家，耳濡目染，自然具有一定的文史基础。然而，钱伟长的理科基础绝非自述的那样不堪。

1931年，钱伟长正在苏州中学读高三，便曾在该校校刊《苏中校刊》的自然科学专号上发表过一篇物理类文章，题为《二种特殊滑车的机力》。该文共4页，是一篇有关力学的小论文。钱伟长在这篇论文中对两种滑车的机力进行了推导，其中存在大量物理方面的公式演示。作为中学生能够在校刊发表物理类文章，说明钱伟长的理科基础不差。

至于1931年夏天，钱伟长报考五所大学的具体情况，有些历史无法查考，有些历史有据可查。1931年厦门大学在上海举行过两次招考，招考结果分别在7月19日和8月28日的《申报》上公布，两个榜单中均无钱伟长之名。1931年7月31日的《申报》公布了国立中央大学新生录取名单，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录取的科系，其中工学院录取新生139名，钱伟长之名赫然在列。国立中央大学是文理法商农工医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继承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南高学风”，文学院的办学水平不低，但钱伟长并未报考文学院的中文系或历史系。

1931年8月13日的《申报》公布了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新生录取名单，该校只设置工科专业，不招文科生，钱伟长被土木系录取。两校的工学院在当时都具有相当的历史传统和办学水准，要成功考取并不容易，钱伟长能被两校的工学院录取，更证明其理工科基础不可能太差。由于当时也不太可能有人考取文科落榜后调剂到工科，说明他报考两校时，投考的都是工学院，而且还可以考中。所以，学习理工原本就在他的计划之内。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自《纵横一代中》一书，韩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韩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