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胡永辉

在中国思想史上，“文”与“道”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从刘勰的“文以明道”、韩愈的“文以贯道”，到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程颐的“作文害道”，再到朱熹的“文从道出”、王阳明的“艺即是道”，其演变历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儒学思想史的变迁。哲学思考能否以诗文的形式呈现、诗的语言能否承载理性的重量，这一问题在尚荣教授《性理与辞章：宋明理学家诗文探赜》（2025，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获得了新的回应。该书以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八位理学巨擘为对象，通过深入分析他们的诗文创作观念与思想内涵，揭示理学思想如何在文学领域中展开，以及文学创作如何反哺理学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交汇处，为理解“文”“道”关系提供了别具洞见的研究成果。整体来看，该著至少有以下特点：

其一，将“文道关系”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在书中，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扎实的文献功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宋明理学的新窗。通过对八位理学家诗文创作与诗文观念的系统分析，本研究呈现了文道关系在宋明理学时期的演变图景。本书章节的编排，体现出清晰的谱系意识和整体视野。从周敦颐（理学开山）、张载与邵雍（本体论建构）、二程（理本论确立）、朱熹（集大成者），到陆九渊与王阳明（心学转向），全书七章的次序恰好勾勒出宋明理学从发轫、奠基、鼎盛到分化的完整演进脉络。这种编排方式并非简单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建立在理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上，使得各章的个案研究在客观上串联成一部完整的“宋明理学文道观演变史”。这种叙事逻辑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论自觉，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双重视域中，寻求对理学精神世界的整体把握。

其二，自觉定位于文学史、思想史的交叉性研究。对文学史研究而言，本书拓宽了古典诗文研究的视野。传统文学史研究往往以“文学性”为标准，未能充分观照到其思想的独特价值。本书则将理学家诗文置于“文道关系”的视域中加以考察，揭示了这些作品在文学与哲学交叉地带的精神内涵。对思想史研究而言，本书开辟了理解理学思想的新路径。传统思想史研究主要依赖哲学文献，如语录、文章等，容易将理学家的思想体系抽象化、纯粹化。本书则将诗文创作纳入研究视野，以诗文为切入点，透视理学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是通过诗文这一媒介，我们得以窥见理学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表达、修身体验与人际交往，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其思想的全貌。这一交叉性研究路径既避免了宏观思想史论述的空泛，也防止了微观文本分析的琐碎，使研究在理论深度与文献扎实之间达成了平衡。

其三，注重历史语境与问题意识的相互支撑。作者在方法论层面对这一点的关注，使本书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理论的锐度，避免了纯粹历史考据的琐碎或纯粹理论推演的空疏。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来看，本书始终将理学家诗文置于宋明两代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潮、士人生活等多重语境中加以考察。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明道”与“修辞”的双重追求，南宋党争背景下士人的进退选择，明代心学兴起带来的思想解放，都深刻影响着理学家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与实践。通过对这些历史语境的还原，本书为理解理学家诗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坐标。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本书始终紧扣“哲学能否以诗的形式表达”“诗的语言能否承载理性的重量”这一核心问题，试图通过对理学家诗文的考察，回应人文学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思想与形式、理性与感性、内容与表达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不仅是宋明理学家面临的难题，也是当代人文学科持续探索的课题。

理学家们在“重道”与“重文”之间的艰难抉择，他们所面临的诗学困境，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具有启示意义。在学科日益分化的当下，如何在专业化的同时保持整体视野，如何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兼顾形式与内容、技艺与思想，仍具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