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著

　　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找到欧阳修，想请他给自己的祖父曾致尧写篇墓志铭。欧阳修很快交了稿，次年曾巩专门给他写了封信致谢。

　　一般的致谢信，无非是先感谢作者用心，赞扬下辞藻优美，缅怀一下对故去亲人的追思，最后代表亡亲再次感谢作者，完了。

　　但曾巩的这封信，作法却不一样。

　　他开篇先用一句话简单地介绍修书缘由：“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对墓志铭的感想，也只用了八个字：“反复观诵，感与惭并。”——看似惜墨如金，信息量却一点也没损失。对作者的感激、对作品的欣赏、收到墓志铭后的感想、对亲人的孝心关切，八个字全概括了。

　　然后曾巩笔锋一转，却先从墓志铭本身的意义谈起：“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既然是有德行的人才有资格立铭传世，那么对世人来说，则是“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这就和孔子写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同一个道理。

　　紧接着，他又写道：“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简单翻译一下：“后来世风日下，无论什么人，子孙都要给他立墓志铭。作者撰写铭文，必然不尽不实，褒善隐恶。所以找人写铭，必须找人品好的。人品不好，写出来的东西太假，就不会流传于世。”

　　这一段堪称全文枢纽。前承对墓志铭本身的议论，中间自然过渡到“墓志铭撰写者的挑选”这个话题，还给后面留下更大的讨论空间——既然人品不好的人不适合写墓志铭，那么谁适合写呢？

　　接下来，曾巩便开始阐发，到底什么人适合写墓志铭：“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必须是人品和文才都好的人，才合适。曾巩的文章一向很稳，他抛出这个论点之后，还接了一连串的论证，说人的行为啊，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种种行迹，若非品德高尚之辈，很容易被迷惑云云。

　　好，现在评判标准建立起来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人。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曾巩先抑了一下，然后猛然抬升，“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一条完美的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墓志铭的意义在于流传千古——人品不好的作者，铭文不能流传千古。只有道德文才并臻的作者，才符合标准。可是这样的人太罕见了——能碰到您这样符合标准的作者，实在是幸运啊。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