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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明睿 王甜

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近日正式更名为“上海市同仁医院愚园路院区”，被纳入“新三甲”同仁医院。知名妇产科专家段涛医生发文称“至此，世上再无‘长妇幼’”。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国内医院产科普遍面临发展“阵痛”。国家卫健委今年1月公布的《202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妇产（科）医院床位使用率仅45.37%，显著低于专科医院77.65%的平均水平。

随着生育率走低，分娩量走下坡路，医院产科如何应变求变？记者近日走访江苏多家医院寻找答案。

分娩高峰已过，多重挑战在前

“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曾经是很多医生挂在嘴边的一句自嘲。

“早些年，我们产科平均一年会收五六百位产妇，有时候夜里忙起来要连开三台剖宫产术。”靖江市生祠镇中心卫生院社区主任医师朱彩萍从1992年开始在产科工作，经历过产科发展大大小小的“高光时刻”。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曾带来一波生育高峰，但转折来得很快，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883万人，2023年为902万人，呈迅速下降趋势。迅速下降的数据背后，是产科从“一床难求”到“门可罗雀”的尴尬反转。“一个成熟的产科团队需要产科医生、助产师、麻醉医生等不同专业人员，即便一个月只有几位产妇生产，但医院也要配齐团队。新生儿减少，但人力成本刚性支出不减，这也是部分基层产科运营压力加大、出现运行亏损的原因之一。”朱彩萍说。

分娩量减少的同时，工作难度还在增大。国家产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高龄产妇占比从2016年的11.4%增至2023年的16.3%，到2030年我国高龄产妇比例预计将达26%。随着高龄产妇比例的增加，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发生率增加，产科风险呈直线上升趋势，医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愿意加入产科的年轻学生和医生越来越少，产科发展后继乏力。”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教研室副教授、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葛志平说，产科属于亚急诊科室，随时需要应对突发状况，这种高压环境使许多学生望而却步，“每年招考产科方向研究生时，都要一再‘动员’。”如今不少医院尤其是县级医院，产科人员年龄构成比例呈“倒三角”模式，50岁以上产科医生占比甚至多过年轻医生。培养一名成熟的产科医生，需要10年。“当年龄大的产科医生转岗、退休，谁能接过‘接力棒’继续为孕产妇保驾护航？”葛志平无奈地表示。

多样服务，医生医院主动求变

面对种种困难，产科何去何从？不同的医院给出不同的探索。

“产科的‘变’是一种必然，其实无需过度焦虑。”葛志平直言，对基层而言，开展分娩业务其实面临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产妇的情况瞬息万变，羊水栓塞、产后出血、胎盘植入等问题一旦发生，就是关乎产妇和胎儿生命安全的大事，基层如果不具备强有力的内外科团队、重症团队，就难以为产妇提供保障。另外，随着产妇对生育体验的要求已从单纯的“安全分娩”转向更注重舒适性、尊严感与人文关怀的综合体验，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是每一个产科发展的必然方向。

关键在于“朝哪变”？

“产科不能被动等待‘救助’，应该积极开展‘自救’。”盐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彭勃说，盐城市妇幼保健院是盐城市分娩量最大的医院，尽管医院分娩量在全市占比逐年上升，但全院整体分娩量还是呈下降趋势。在她看来，对于这一级医院而言，“自救”的核心，在于将过去单一的分娩服务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延伸，打造从孕前备孕、早孕期保健，到整个孕期护理，再到产后恢复的完整服务链。“比如我们新开设孕前孕期心理门诊，减轻孕产妇对孕期和分娩期的恐惧和焦虑。我们还为孕妇建立专属指导群，能随时解答孕产妇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问题，打破仅在产检时才能获得医疗帮助的局限。”

在全国妇幼保健机构排名前列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有近90年历史，2024年在丁家庄开设新院区。该院区启用后以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为主线，同时做强妇产科、儿科、内外科，不仅为附近片区妇女儿童带来便利的医疗服务，同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周边城市辐射。

苏州市妇幼保健院则精准定位特殊人群的差异化需求，通过建设数字家庭化产房群，集产前待产、产时分娩、产后恢复等功能于一体，为孕产妇及新生儿提供全程诊疗与护理服务，弥补传统医疗服务上的诸多不足。比如，帮助新手爸妈学习新生儿护理技能，满足新生儿家庭在陪伴、照护上的需求，以此入手提供差异化服务。

南京市江宁医院产科主任张翠兰介绍，该院产科的服务触点提前到孕前：联合营养科、心理科，针对肥胖人群和妊娠合并糖尿病患者进行个性化体重管理。“这种精细化管理，不仅是为了保证母婴安全，更是为了用更好的体验留住患者。”张翠兰说，他们发现不少多胎家庭难以分出专门人手照顾产妇，医院还推出特色服务，家属只需提供陪伴，产妇的基础生活护理则全部由专业护理员负责，减轻家庭负担。

分娩量下降是可见趋势，记者了解到，部分医院开始在人员配置上采取一系列成本优化措施，如精简病区外勤服务人员，将各楼层单独配备的保安调整为增设门禁服务；对护理人员进行合理调控，对于达到不上夜班年纪的护理人员，会进行转岗安排，部分护士调至急诊科、外科等相关科室。此外，不少医院减少退休人员返聘数量，放缓新医护人员的招聘节奏。

对于基层医院而言，转岗也是一种选择。朱彩萍随着医院整体的改革调整，从一名产科医生变成内科医生。“基层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转型的难度并不大。”她所在的卫生院与靖江市中医院签订医共体合作协议后，上级医院的内科医生每周都来坐诊，她跟在一旁学习。“现在每天查房、上门诊、下村管理慢病患者，忙得不得了。”

产科转型，底线是守牢母婴安全

在产科转型发展中，最焦灼的部分仍在基层。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和交通便利，县域内的高龄或高危孕妇往往选择直接跳级到城市大医院分娩，导致县级产科临床实践机会减少、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受限，提前预警、识别危急重症的能力相对不足。但基层产科恰恰是母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乡镇一级助产服务弱化，遇到紧急情况再往市里送就可能贻误救治。

面对这一现实矛盾，《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中划定清晰底线：人口30万以上的县原则上至少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开展助产服务，30万以下的县至少有1家。同时，对于服务资源调整，文件明确要求公立医疗机构拟关停产科，需广泛征求建档孕产妇意见，并制定详细的业务调整预案。

这意味着，基层产科并不是“一关了之”，而是要进行资源整合与功能转型。“基层产科整合重组，最终还是立足于提升诊疗能力和水平。”葛志平举例说，基层医务人员要具备及时识别妊娠禁忌症、高危孕产妇的能力，才能将关口前移，早期预警、及时介入，减少危重症患者不良结局。

医院服务模式的转变，也契合政策导向。国家医保局2024年11月印发的《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各地原有项目整合为30项，并将“分娩镇痛”“导乐分娩”“亲情陪产”等项目单独立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生育支持”再度成为高频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让百姓生育医疗负担显著减轻，正在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和努力方向。

葛志平说，产科短暂的“低谷”，既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客观反映，也是医疗服务重构的契机。要找到数量和质量的平衡点，从追求接生数量到关注生育体验，从单打独斗到多学科协作，从被动关停到主动转型，产科“阵痛期”过去，也必然能迎来“新生”。

采访的最后，朱彩萍找出她的系列证书：2006年拿到江苏省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2018年11月，在扬州大学医学院参加“江苏省‘西学中’高级人才研修班”，2020年拿到结业证书；2020年，自学通过执业中药师的资格证书；2023年，参加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处方师培训考试，获得运动处方师的资格证。“不用等、不用怕，我们产科医生能做的工作有很多！”朱彩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