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玖青（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海昏《诗》简每首诗的篇尾都有概括诗旨的文字，如《匪风》“刺上”、《桃夭》“说人”。这种概括诗旨的文字极简短，多为两个字，内容也多重复，多为“说人”“刺上”等。有学者依据所谓传世文献三家《诗》序，称海昏《诗》简概括诗旨的文字为“海昏《诗》序”，并以此证明汉代三家《诗》皆有“诗序”。作为《诗经》学史上的“第一争诟之端”，“诗序”牵涉问题众多，迄今也无定论，其中就包括三家《诗》是否有序之争。海昏《诗》简这种概括诗旨的文字为汉代《诗》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但能否径称之为“诗序”，则仍需审慎讨论。

　　首先，何谓“诗序”？“序”本义为堂的东西墙。经典多假“序”为“叙”，故“序”有叙述、次第义。经典又假“序”为“绪”，而“绪”本义为丝之端，故“序”又有起始、缘起义，也隐含“事”义。综上，“序”有次第、叙事、缘起等诸多含义。而作为经学阐释的组成部分，序有总、分之别。总序即某部经书之序，叙述该经书起讫、注说之由；分序即经书的篇序，交代某篇的创作缘由。就《毛诗》而言，其总序即《诗大序》，“总论《诗》之纲领”；小序即某诗之序，言作诗之由，说一篇之义。如《邶风·绿衣》序“《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读此序即知《绿衣》诗创作之缘起及诗旨。需要强调的是序有次序义，《书序》明《尚书》总体及每一篇都是按照时代先后顺序编排的，《序卦》则明《周易》上下二经之编排及六十四卦相次之义。《诗序》亦然，每首诗的小序也印证诗篇创作之时代顺序。

　　“序”即有此义涵，对应海昏《诗》简之概括诗旨文字，除了《小雅·无羊》的“道宣考[牧]”，或为《小雅·沔水》的“刺诸侯不朝”等略有历史叙事意味，其余诸如“刺上”“说人”皆毫无叙事性。并且其内容重复度较高，因此也不具备陈说诗篇创作时代先后顺序的功能。就此而言，海昏《诗》简这种简短概括诗旨的文字与“序”尚有较大的差别。

　　其次，传世文献记载三家《诗》的序可靠吗？学者之所以将海昏《诗》简中概括诗旨的文字称为诗序，重要理由之一是其与传世文献所言三家《诗》序相吻合。但传世文献记载的所谓三家《诗》序其实大多不可靠。文献记载的三家《诗》序以《韩诗序》最多，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列举了十九例。然考之原始文献，清人所列举的《韩诗序》绝大多数并不是序。或无序名，如“《汝坟》，辞家也”见于《后汉书·周磐传》李贤注，其原文称“《韩诗》”，王先谦则谓“注称《韩诗》，实《韩序》也”。或以注为序，如“《云汉》，宣王遭乱仰天也”条出《北堂书钞》，实为《韩诗薛君章句》“对彼云汉”注。因其言及“宣王”与《毛诗》同，王先谦遂将其定为《韩诗》序。或出于好事者杜撰，如宋人刘安世谓《毛诗》之《雨无正》篇，《韩诗》作《雨无极》，并称其有序“《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然宋人范处义、王应麟皆指出“其出于好事者之附会”。不仅如此，最早称引《韩诗叙》的李善、李贤皆为唐人，其称之为序者也多为“说人”“辞家”之类，与海昏《诗》简篇末概括诗旨语同。所以我们推测其本来或无“序”名，后人依照《毛诗序》将其称为序。而那些有历史叙事内容的三家《诗》序，很有可能出自三家《诗》注中“采《春秋》，取杂说”的内容。如清人列举《韩诗序》有“《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条，其出于李贤注《后汉书》引《韩诗》“卫武公饮酒悔过”，盖如海昏《诗》简解《宾之初筵》引文。所以，传世文献记载的三家《诗》序来源不一，但大多数并非诗序，少许冠以“序”名者也有可能出于后人附会。

　　又，学者引蔡邕《独断》中有关《周颂》的解说与《毛诗序》相似，以证《鲁诗》有序。蔡邕是否为《鲁诗》学者，学界尚有争议。即使其确为《鲁诗》学者，也难以凭《独断》证《鲁诗》有序。概言之，《独断》中有关《周颂》的解说源自先秦《诗》学，乃汉代《诗》学之通义，与学派无关。这种源自先秦《诗》学的解说皆诗的乐章义，或曰仪式义，而非诗的辞章义，如《国语·周语下》单靖公说《周颂·昊天有成命》，以及《左传》襄公四年叔孙豹说“《鹿鸣》之三”等。这些乐章义随礼学、乐学流传至汉，《毛诗》学将其纳入序，成为《毛诗》正风、正雅的首序，但并未进入三家《诗》说系统。郑玄在未见《毛诗》的情况下，其注《礼》“正歌”，与《毛诗序》正风、正雅诗序的首序内容基本相同。其依据的是礼学与乐学，而非三家《诗》学。因此，《毛诗》说《关雎》谓之为“后妃之德也”，将诗世定在文王时代，并将“后妃之德”具体解释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时，方可称为诗序。郑玄注《礼》谓“《关雎》言后妃之德”，此乃礼学而非《诗》学。而三家《诗》则以《关雎》为刺诗，并认为其为康王诗。作诗之由或曰康王德衰，后夫人缺德于房，故诗人作《关雎》以刺；或谓大臣歌《关雎》以讽康王，实为“言古以剀今”之用诗，而非作诗。但无论如何，其性质皆为采“《春秋》”“杂说”说《诗》，并没有凝练为诗序，尤其缺乏严密的体系性。所以我们不能以蔡邕《独断》说《周颂》与《毛诗》相类便认为三家《诗》有序，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郑玄注《礼》“正歌”义与《毛诗序》正风、正雅序的首序相同，便认为三家《诗》有序道理相通。

　　最后，诗序为什么一定要置于篇首？海昏《诗》简中概括诗旨语位于篇末，而非篇首，据此亦可断其非序。众所周知，《毛诗》小序一一对应地置于各诗篇首。郑玄笺注《南陔》等笙诗时言《毛诗》各篇的序本来是合为一编的，“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郑说或有据。但学界讨论仅止步于毛公分置诗序，至于毛公分置诗序于对应之诗的篇首有什么意义，大家则未予深究。然而看似简单的位置变化，其意义与效果则大不同。简言之，合为一编与置于篇末都只是“义”，分置篇首方可谓之“序”。何哉？尽管诗序隐含诗义解说，然其还要交代作者及作诗之由，以此引导读诗。而为了能更有效地引导读诗，尤其是要将诗与相关历史叙事结合起来，其位于篇首显然要优于合编或置于篇末。我们以《鄘风·载驰》为例，《毛诗序》曰“《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於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该诗序有三重叙事并承担相应功能，“许穆夫人作也”交代作者，“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解说作诗之由，“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於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则进一步解说并还原了许穆夫人作诗的历史语境。经此引导，读诗之人对诗便有了整体性认知。这样不仅使阅读顺畅许多，也能规范阅读，避免出现不可控的误读。后世无论是诗序还是文序，皆置于篇首，就是这个道理。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认为海昏《诗》简篇末概括诗旨的简短语不宜称“诗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海昏《诗》简中的概括诗旨语对研究《毛诗序》及汉代经学阐释形态的价值。如果仅就内容表达而言，“道宣考[牧]”“刺诸侯不朝”等已与诗序无别，仅仅只是位置不同而已。而“说人”“刺上”等也为我们研究《毛诗序》的原初表达形态提供了文献证据，为《毛诗序》中“刺幽王”“刺时”等首序找到了历史根源。尽管海昏《诗》与《毛诗》有差异，但借助海昏《诗》简中的这些概括诗旨语，我们得以考察《毛诗序》的体系性特征，以及诗序作为重要的《诗经》学阐释话语是如何生成的，这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汉代《诗经》学经学建构问题。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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