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对于本书的撰写,有以下三个目的:第一,详细介绍中世纪时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第二,为中国军事发展的结构提供背景资料;第三,这些战争的影响是通过欧亚大陆来影响“世界岛”的。本书对于中国军事史上特定历史时期的描述,是从公元589年至公元626年这段时间开始的。在此期间,人们见证了一种“大一统”帝国制度的崛起。该制度对先前的汉帝国进行了仿照,但在诸多地方又不尽相同。这一时代的社会及政治发展产生了活力四射的文化荧光,时至今日仍散发着余光。在历经了数百年的动荡与创新后,全新的帝国架构将散落在欧亚大陆的文化碎片汇集在一起。在这些文化成就的基础上,那些富有创造力和材优干济的佼佼者明争暗斗,并构建出一种解决人类难题的全新方式。此外,他们还建立起全新的制度,以维护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这些制度不仅保留了制度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的权力,还使得这些权力得到了延展。
通过“政治—军事”的二元记叙模式,本书不仅对隋王朝的兴起与灭亡进行了记述,还对随后出现的唐王朝进行了叙述,并记述了其如何走向成功。在中国的历史著述中,这些已变得老生常谈。这些史料不仅具有完好的出处,还拥有物质遗产可供考究,并通过重要而有趣的历史人物不断丰富。然而,在东亚以外的世界,这一切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因此,笔者通过附录来支持自己的叙事,前者在(历史)背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背书作用。此类背景知识距离读者很遥远,通过这些历史事件的推动作用,以及读者该如何了解这些事件本身,对于笔者在本书中叙事进程的诠释至关重要。此外,笔者着眼于东亚文明是如何通过欧亚大陆同“世界岛”其他地方产生联系的。在这一方面,读者们能够见证“人—马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的军队始于步兵,但随着马匹以不同的方式被引入中原,使得军队的作战技术得到了改善,并进一步改变了军人的作战属性。最终胜出的社会不得不改变对资源的分配,以供养更多的精兵良将。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的叙事风格。
最后,笔者希望明确一点:这是一本有关权力叙事的书籍。通过某种政治进程,人们以一种稳定、高效的处事秩序,来决定自身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对于这种秩序是什么,或是某些人物如何将这种秩序强加于他人之上,人们通常不会达成共识。当分歧变得尖锐且派系林立之时,最终结果便是引发战争。
在前文所述的时间段前,中原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数百年有余。然而,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向往,及其繁荣稳定的念想,却深入人心。北方的故土,已被游牧民族所占据;而在江淮以南,如潮的避难者们则接连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羸弱的政权。这些政权均宣称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正统性,但其中大多数却难以将有效统治扩展至实际统治地以外。在北方地区,历史学家见证了东晋十六国的涌现,这些军事政权均为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部落所建立,并以强大的骑兵部队作为立政之基。农民阶层被自傲的游牧骑兵所奴役,而城市则被迫成为仪式中心与供应之所。至此,自汉代以来的商业及文化影响,近乎化为泡影。而在南方地区,沿着长江以南的鱼米之乡,衣冠南渡的中原士族则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但在与当地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这些文化最终被当地统治阶层所吸纳,因为后者始终将先前吴楚两国的历史经验谨记于心。
在“国都”建康城内,皇帝以天子的名义,庄严威武地“号令天下”。然而,受限于国家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建设力,其仅能在北方铁骑无法踏足的领土上施展朝纲并举行仪式。尽管洛阳城已被付之一炬,但在建康,朝堂之上仍在使用洛语(洛阳雅言),并以最为经典的汉代文字(隶书)发布诏书。除少数大城及腹地外,被迫南进的中原农民持续挤压着当地土著民的生存空间,从而占据了后者的稻田、村庄、庙堂以及宗教场所,并定居下来。因此,南方的雅致与华贵同北方的质朴和粗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南方地区,军队仍承袭着先前的步兵建制,这种建制曾帮助秦帝国奠定统治基础,并在汉代得以延续,直至今朝。在兵马俑中,我们能够一窥这支军队的全貌。军中,步兵部队列长约六千英尺(1英尺约0.3米),每六百名士兵为一营,整装待发。这些步兵手握佩剑,秉持战戈,并背负秦弩;强大的驷马战车则是这些步兵的有力保障。战车车身靠舆侧的双轮支撑,共六十二个轮辐,并在四匹战马的牵引下进行冲锋;精锐部队的战甲则由铁质与皮革制品打造而成,坚韧难摧;一些农户则被征召,从事补给运送与工事修筑工作,并为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提供后勤保障;在战斗过程中,新征入伍的士兵则使用战矛作战。数量庞大的南方军队沿长江淮河一线修筑防御工事,由大型内河船只所组成的船队,则为其提供战争补给。在南方地区,因从未形成中央集权式的军事架构,故军队的统帅权掌握在由当地地主所组成的权势集团手中,并由其来进行战时指挥与新兵招募。通常,这些权贵认可皇帝的正统地位,但他们却更关心自身在当地的切身利益。
而在北方地区,骑兵是战场的主宰。游牧部落向中原王朝的迁徙世代不息,他们的轻骑弓箭兵通常能够横扫当地的步兵部队。随着马镫的发展,重骑兵开始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全副武装的重骑兵不仅能够冲垮步兵团,还能够以相似的方法冲散弓骑兵。这些重骑兵披坚执锐,顶有盔缨,还配备了长枪、盾牌及新型的钢制弯刀,并能够携带信号旗,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因此,那些掌控着牧场及种马培育场的人,开始成为军阀。权力,也逐渐从以农业经营为基础的士大夫阶层及游牧民族的战争头领手中,转移至负责蓄养马匹和居住于府邸中的地主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