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钟爱语言学科，一辈子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我是20世纪50年代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学生，直至今日，我已在西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工作70余载。

“择一事坚守、终一生热爱”，在我看来，这对做学问的人来说是最大的浪漫。

我毕业后留校从事汉语言教学工作没多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普通话推广工作。为做好这项工作，国家组织对全国方言进行普查，我在语言学研究领域跨越世纪的逐梦奔赴就此开启。

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既因个人志趣而起，更因祖国需要而立。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在全国方言普查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我作为当时四川省派出的两位代表之一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班，师从丁声树、罗常培、李荣等著名语言学家，研习相关知识，为后续开展语言田野调查、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之后不久，西南师范学院承接了四川省方言音系调查部分工作，我作为青年骨干参与其中，寒暑假带领中文系70多位学生，深入四川东部和北部地区40多个县市，开展方言田野调查。

当时，尚缺乏大规模方言调查的实践经验，加之四川省下辖县市间语音系统亦存在诸多差异，我们的工作充满挑战。在调查过程中，我反复要求同学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哪怕放慢速度、调整进度，也要最大程度力求精准。

研究工作就是如此，它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求知探索、对未知领域的深入研究，常常不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去钻研,用心去“熬制”，才能“慢工出细活”。

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任务圆满完成。我们梳理总结了调查报告，并与合作院校共同编著出版了《四川方言音系》，填补了省区方言语音系统专著的空白。

当然，研究需要对每一处细节极致追求。语言研究更是如此。

还记得在参与陕西南部方言调查工作时，我们对一个地区方言中“我不知道”中的“不”字的声母发音拿不准。于是，我们参考国际音标的不同发音挨个进行对比，同时还参考比对了该声母的其他1000多个字的发音及当地人对这个字的不同发音，最终确定了发音声母。

这样的情况在田野调查中是十分常见的。那时候，遇到一个不确定的发音，大家就会在一起进行讨论辨析，有时彻夜不休。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磨砺，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编写《汉语方言学》时的经历亦是如此。

由于书籍内容涉及各地方言，需要搜集大量资料，编写本就不易，加之艰苦的环境条件，更是让这项工作“难上加难”。

重庆的夏天酷热难耐，为了静下心来写作，我只好想方设法让自己“凉快”下来——于是，我便一个人躲进厕所，再用一条浸水的湿毛巾搭在肩上进行“物理降温”，这才勉强能够进行创作。

做学问的辛苦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也可以说是帮助我们锤炼成长的手段，它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坚韧，在磨炼中积蓄“越挫越勇”“越战越强”的勇气和干劲。

在这样的动力驱使下，我一直满怀对语言学科的热爱，认真工作、潜心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获评“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但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们做学问不仅仅是为了探求真理、解决问题，更是为了立德树人、育才造士。

学校里有不少教师一提到我，就感叹：“翟老师真是爱上课！”

的确，我对教学的热爱绝不亚于研究！

从参加工作起，我先后为学生开设过现代汉语、汉语高级口语、方言学、国际音标、应用语言学等多门课程，培养的学生已逾千计，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语言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此外，我还先后为10余个国家的留学生讲授过汉语课程，让他们在奇妙的汉语世界中领略中华优秀文化的无限魅力。

直到80多岁，我还坚持为学生上课。

这些年，我虽阔别讲台，但与青年教师、大学生的交流从未停歇，我抓住一切机会和他们畅谈学术、分享生活。我认为，每一次会面都可能是一次启迪，每一次交谈都可能成为一次启发……

“勤勤恳恳工作，正正当当为人。”我时常告诫学生，也时刻提醒自己。

回首来看，我的学问生涯“主题明确”“立意清晰”，何其有幸，能够耕耘热爱的事业70余载，并仍行而不辍。于我而言，学问便是一场“择一事而终一生”的执着坚守，是一场关于“志趣”与“志向”的动人交响，更是一次关于“热爱”的传承接力……它需要我们拥有担当使命的信念初心、追求真理的毅力恒心、迎难而上的勇气决心，更重要的，是永葆一颗坚守热爱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