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文史天地》2026年3月号，月刊

在近现代贵州教育史上，兴义刘氏家族曾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最新一期《文史天地》刊文称，自19世纪末刘官礼播下教育的种子，其子辈刘显世、刘显治接续薪火，再到孙辈刘燧昌、刘煊昌、刘悫昌深耕细作，以三代人的坚守，为贵州乃至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鲜活样本。

在清末“废科举，改新学”的历史转折中，刘官礼（1841年-1910年，字统之）同时参与了兴义当地旧学、新学的创办。其创办的“旧学”，即笔山书院。兴义笔山书院最早创办于清代乾隆时期，曾历经四次兴废。光绪十六年（1890年），邑绅刘官礼出于个人善举，第四次重建笔山书院，先后邀请雷廷珍、姚华、熊范舆等名贤入主笔山书院，既提倡经学小学，又教授西学，使得笔山书院成为贵州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客观上开启了贵州近代教育之先河。1904年清廷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废科举、改新学，刘官礼积极响应，于次年将笔山书院改为“兴义县公立高等小学堂”，育人成效斐然。

刘官礼去世后，其子刘显世（1870年-1927年）、刘显治（1876年-1923年）接过家族教育事业的接力棒。文章写道，刘显世主政贵州后，将兴义教育经验推广至全省：他支持唐尔镛等创办贵州教育会，推动全省中小学课程改革；拨款修建贵阳师范学校，培养合格师资。他延续了父亲派遣留学生的传统，且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刘显治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在北京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二人的推动下，兴义的教育改革从“地方实践”走向“全省影响”，而与梁启超等维新派的直接交往，更让刘氏家族的教育视野扩展至全国乃至世界。

至刘官礼的孙辈，兴义刘氏家族权势逐渐消退，但他们对教育的坚守却愈发纯粹，刘燧昌、刘煊昌、刘悫昌等人选择深耕教育一线，将“新学”理念与本土实际结合，让兴义教育枝繁叶茂。

总之，兴义刘氏家族三代接力兴学育人，从个体善举到系统工程、从地方传统到时代潮流的华丽转变，不仅改变了兴义的文化面貌，更深刻影响了贵州的教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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