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福建书院历经沉寂与复兴、交锋与融合，从山林走向都市，从私学汇入官学，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文化脉络。这条脉络不仅承载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思想激荡，更在制度化、平民化的进程中滋养一代代士人。

清代台湾正式隶属福建后，一代又一代官员、士人、乡民跨越海峡、接续发力，让书院文脉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联结闽台、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照亮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文明旅程。

泉州正音书院。泉州文旅集团供图

复兴

思潮激荡，百家争鸣自不穷

在皇权规制与思潮涌动的夹缝中，明代的福建书院走过了一段从沉寂到复兴的跌宕历程。

明初，洪武皇帝颁布“科举必由学校”之制，将官学打造为人才选拔的唯一正统渠道，作为私学的书院则被严格限制。

“这意味着，国家将教育资源和上升通道全部收归官方体系。”著名书院研究学者方彦寿告诉记者，当时，福建书院数量锐减，幸存者沦为科举备考附庸，陷入百余年沉寂。

明代中叶，转机伴随危机而来。一方面，官学体系因与八股取士深度绑定而日益僵化空洞，士人不满日增；另一方面，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心学等新思潮勃然兴起并传播至福建，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如惊涛拍岸，吸引大批学子脱离官学，投身书院讲学论辩。这一时期，福建书院数量激增，远超宋元总和，成为学术交流的核心阵地。

作为朱子理学重镇，福建未出现简单的学派更替，而是形成程朱理学与心学新风交织的格局，不少书院坚守程朱正统的同时，吸收心学重视讲论、启发人心的形式。

福州的共学书院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1594年，福建巡抚许孚远认为“工必居肆而后可成事，士必共学而后可致道”，便将福州西湖之滨的怀安县学学宫改建成书院，命名为“共学书院”。

共学书院建筑示意图。图源：福州市博物馆

“虽在学理上宗奉朱熹，但其面向全省选拔士子、定期举办‘春秋大会’与‘月会’的严密讲会制度，明显受到了阳明心学讲会风气的影响。其纂修书院志、藏书和刻书等制度，开闽都书院之先河，也为清代遍布全国的省会书院制度提供了典范。”方彦寿介绍。

从福州一路南下，行至泉州，在学府街泉州一中西侧，有一块石头裂为五瓣，形似梅花，名为“梅花石”，不远处，便是“一峰书院”的石坊。

“这处书院的由来，与罗伦的泉州讲学之行密不可分。”泉州文旅集团讲解员杨成龙介绍，1466年，著名理学家、翰林院修撰罗伦因上书弹劾权贵被贬官，途经泉州时，应乡绅学子之邀讲学，引得周边学子慕名而来，民间遂有“梅石开，状元来”的民谚。

1529年，御史聂豹等人在其讲学旧址建书院，以罗伦的号“一峰”命名，张岳、顾珀等泉州名儒曾在此讲学，名噪闽南。据《泉州府志》记载，明代中后期，泉州新建20所书院，还对宋元所建书院进行修葺、重建或扩建，成为全闽书院发展核心与学术争鸣前沿。

同属闽南的漳州，兴办书院之风同样如火如荼。九龙江畔，漳州龙文区江东桥西侧的邺侯山麓，山明水秀、林壑幽美。拨开荒草，“蓬莱峡”“静如太古”等摩崖石刻历历在目，这些皆为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手迹。

1643年，58岁的黄道周回到家乡，耗时10年营建邺山讲堂，在此讲解《易经》要义、天文历数，传扬《春秋》大义与礼乐教化，兼授诗文书画，四方从游之士达数百人。

“历史上漳州有两个人入祀孔庙，一个是南宋理学家陈淳，另一个就是黄道周，他是朱子理学在闽南传承与发展的核心人物。明清以来，闽南的书院多奉朱子为宗，将黄道周作为陪侍供奉。”闽南书院院长叶明义介绍。

明末，书院的活跃与思想的自由引发专制皇权忌惮，朝廷四次颁布禁毁书院政令，加之明清鼎革的战火，无数书院被毁、废弃，书院发展再度陷入沉寂，留下一曲文明的悲歌。

转型

走出山林，经世致用育人才

福州鳌峰坊内，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小学的一角，林木葱茏，假山错落。一座古朴的亭阁掩映其间，亭柱镌刻着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里便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的旧址，它见证了福建书院的重心从山林走向都市的变迁，也对八闽乃至台湾书院发展影响深远。

座落于福州鳌峰坊的鳌峰书院新址。福建日报记者 施辰静 摄

清初，各地书院一度沉寂，直到康熙皇帝对朱熹极为推崇，书院发展才迎来转机。

在此背景下，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在福州于山鳌峰坊之北创办鳌峰书院，以“萃十郡笃志好学、材良行修之士子，教以有体有用之学”为宗旨，延聘理学大家蔡璧为首任山长。

1733年，雍正皇帝发布上谕，称建立书院“亦兴贤育才之一道”，责令督抚于驻扎之地建立书院，各赐帑金一千两，资其膏火。由此，全国建立、形成了20多所“省会书院”，鳌峰书院成为福建唯一获此殊荣的书院，奠定了其全省最高学府的地位。而与建阳考亭书院一样久负盛名的江西鹅湖、庐山白鹿洞等书院，由于地处偏远，均不在其列。

“这意味着，清代的书院在由私学向官学转化的进程中，其文化重心由山林文化向都市文化转移。”方彦寿说，历史上，福建书院多建于山林之间，文人雅士“择胜地，立精舍”，追求远离尘嚣、静心修学。而清代，书院则成为连接学术与社会、培养经世之才的枢纽。

走进鳌峰书院新址的“正谊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箴言镌于楹柱，堂中案几木椅齐整排布，仿佛能窥见当年的讲学盛景：历任山长端坐堂前，八闽学子或执笔批注，或凝思静悟，书声琅琅、文脉悠悠。

鳌峰书院的学风深深浸润着八闽大地一众书院。福州凤池书院初立之时，碑记便明言“欲兴之者，舍崇经书、励行义则无望复古矣”；同治年间创办的正谊书院，“正谊”二字彰显出端正道义、不逐私利的治学品格；同一时期诞生的致用书院，以培养“通经致用”之才为核心目标，创办仅7个月便跃升为福州四大书院之一。

清代中晚期，受海防危机与西学东渐冲击，福建书院开启变革，纷纷增设算学、兵法、水利、天文等实务课程，摒弃空谈义理的学风，回归“经世致用”的核心诉求。

理学精神一脉相承，俊彦英才接连涌现。据《鳌峰书院志》记载，截至嘉庆十年（1805年），鳌峰书院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这些人中，有“筹台宗匠”蓝鼎元，有“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的梁章钜，有“开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等，皆为能济世匡时的经世之才。

制度创新同样留下了深刻印记，泉州古城的正音书院便是一例。“‘正音’，顾名思义，便是校正语音、推广官话。”杨成龙介绍，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为消除闽粤士子的乡音交流障碍，在福建各府州县（含台湾一府四县）设立108所正音书院，推广官话，这些虽为短期官话培训班，却成为书院官学化进程中的特殊探索。

1905年，科举制度轰然倒塌，书院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但其教育功能并未随着旧制度瓦解而湮没：鳌峰书院先后改为校士馆与福建法政学堂；凤池书院和正谊书院合并为“全闽大学堂”；致用书院改为全闽师范学堂简易科。后来，许多书院毁于战火，只剩断壁残垣，但传承千年的治学理念与文教精神，早已融入八闽血脉。

传薪

跨越海峡，一脉斯文共传承

清代闽都书院的勃兴，不仅重塑了福建的文教图景，更跨越海峡，将书院文脉延伸至台湾。

1661年至1662年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此后，采纳参军陈永华“立孔庙、建学校、设义学”的建议，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开始系统性传入台湾岛。1683年，施琅平定台湾，次年台湾府正式隶属福建省，由此也从机制安排上开启了中华文化深度辐射和扎根台湾的进程。

1704年，曾任职福建漳州知府的台湾知府卫台揆，将安东坊义学改建为崇文书院。这是台湾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标志着台湾书院教育的正式起步。

“清代，台湾共新建、重建书院60多所。这些书院都是由闽地的儒家官员和读书人东渡台湾兴办并发展起来的，其教育的本质都是以朱子理学为核心。换言之，台湾书院的文教主旨发源于福建。”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退休教授、奉元书院理事长潘朝阳介绍。

台南的海东书院，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书院，其发展深深受惠于福州鳌峰书院。

由于当时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与其他书院一样，需要选拔优秀学子到省内最高学府鳌峰书院深造。为免除台湾学子蹈海奔波之苦，1720年，分巡道梁文煊创办海东书院，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列，作为核心准则，在办学宗旨、书院规制、师资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以鳌峰书院为蓝本。

书院兴盛，关键在师。福建士人怀着赤诚之心，跨越惊涛骇浪赴台任教，成为台湾书院发展的中坚力量。鳌峰书院创始人张伯行的弟子薛士中，两度赴台在海东书院讲学六载；道光年间，晋江进士施琼芳任海东书院山长，推行教学改革，其成果《瀛洲校士录》成为台湾文学经典，其子施士洁继任后，培育出丘逢甲、许南英等台湾文坛巨匠；漳州诏安的谢颖苏在海东书院讲学作画，启蒙了台湾书画艺术，被誉为“台湾美术开山始祖”……

同时，大陆官员、士绅也持续助力台湾书院建设：漳浦人蓝鼎元结合鳌峰书院所学与台湾治理实践，撰《平台纪略》，提出诸多务实良策；巡台御史杨二酉不远千里视察海东书院，力推选聘宿儒任教；晋江士绅吴洛定居彰化后，购置良田作为清源书院办学经费，还向海东、白沙书院捐赠稻米。

在闽地官员、士绅的共同努力下，乾隆五年（1740年），海东书院由府级书院跃升为省级“直辖”书院，与鳌峰书院并峙，有“全台文教领袖”之誉。

福建书院制度落地台湾的同时，祭祀朱熹的传统也随之传入。台湾文开书院创办者邓传安曾言“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这份共同的祭祀传统，让朱子理学的精神内核跨越海峡，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信仰。

潘朝阳介绍，现代的台湾书院，延续了传统文教特色且依旧兴盛，如今已脱离官方属性，成为民间开展文教活动的场所，形式各异：有诗词书法文艺机构、文人诗社，也有台北的奉元书院、台中的德元亨书院、桃园的志道书院等秉持孔孟、程朱儒学德教精神创办的书院，皆以民间自由讲学的方式弘扬中华文化。

“在台湾少数政客推行‘去中国化’的氛围中，仍有不少秉持孔子春秋大义的书院，这就是当今台湾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华夏明灯！”潘朝阳说。（记者 赵文娟 肖榕 蒋丰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