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刚落下帷幕，便得知曾荣获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的著名考古学家、公共考古作家布莱恩·费根（Brian M Fagan, 1936-2025）教授已于2025年7月1日不幸去世，享年八十八岁。知此消息后，立刻上网找到《卫报》刊登的讣告以及费根教授的合作者娜迪亚·杜兰尼博士（Nadia Durrani）在《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第133期（9月14日）上发表的悼文，对费根教授的生平有了更多了解，对其学术志向和写作成就愈加钦佩，同时忆起与费根教授通过一次电子邮件的往事。

故事要从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卷本《夏鼐日记》讲起。夏鼐（1910-1985）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社科会堂”挂像的学术大师，是我们这一代社科院人景仰的对象。因特殊机缘，我对夏先生还有一份独特的亲切感。上世纪末我曾在位于王府井大街二十七号的考古所院内平房居住过两年。那个小院曾是黎元洪的府第，院内有假山、竹林、丁香和白皮松，春日景明或秋高气爽的周末午后走上假山，在紫藤下读书，是一件美事。考古所院内的图书室正门前有座夏鼐先生的半身像，塑像两边有据说上了年头的牡丹，盛开时不逊洛阳牡丹。总有老考古所人主动拂拭像上的灰尘，忌日还有人奉上鲜花，足见夏先生在老一辈考古所人心目中的地位。

从叶秀山老师那里我也听过一点夏先生的故事，他们曾经同住干面胡同宿舍，夏先生跟贺麟先生住的是楼房。叶老师说有一次他去胡同的粮店，售货员告诉他，你们的夏老先生付了钱但忘了拿粮，让叶老师把粮给夏先生送去。

因此，当十卷本《夏鼐日记》摆在面前的时候，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相信这会是一个了解社科院历史乃至当代学术史的契机，于是开启了一段愉快的阅读。阅读的收获很大，从2013至2014年间，我陆续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三篇由《夏鼐日记》引发的文章：《历史与小说的互读——读〈夏鼐日记〉之一》针对《夏鼐日记》前三卷，在夏先生早年经历中的诸多细节与《围城》所描写细节之间进行互证、互释，以此加深对夏先生和钱先生这两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成长经历的理解。《考古门内的人生站点——读〈夏鼐日记〉之二》以“清华‒伦敦”“南溪李庄”“南京鸡鸣寺”“东厂胡同”四个时间节点为线索，勾勒了夏鼐先生的学术历程。《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读〈夏鼐日记〉之三》从夏先生早年求学经历中梳理出了“世界性”和“民族性”两条线索，作为受五四精神洗礼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在写作《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时，我对促使夏先生转变对考古学态度的一位关键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就是Sir Mortimer Wheeler（1890-1976），日记中称Dr. Wheeler或惠勒博士。夏先生1935年经清华公派留学到伦敦大学学院学习考古学，但他对入考古门一直犹豫，觉得自己更擅长与书本打交道。初到英国时，除师从叶兹教授外，他还跟伦敦博物馆的惠勒博士学习考古技术。夏先生向惠勒博士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花土提取方法，这是出国前梁思永先生的嘱托，而惠勒博士当时请夫人泰莎代为解答，夏先生很快就把结果报告给了梁思永（《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27、382、383页）。

叶兹教授对中国古物的了解有限，加上夏先生觉得到国外学中国东西“殊为痛心”，因此愈加迷茫。1936年5月15日至17日，夏先生跟随惠勒博士组织的参观考察团，参观了巨石阵、巨木阵、中世纪城堡、罗马道路、排水渠等遗址，从惠勒博士的现场讲解中受益良多。在7月5日的日记中，夏先生完全改变了对考古学的态度。日记这样写道：“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书此以自勉。”（《夏鼐日记》，卷二，53页）

1936年7月27日至9月4日，夏先生参加了惠勒博士主持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发掘，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惠勒博士采用的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如安放“标桩”以定位，桩上标号以确定出土物的层位关系，绘制剖面图，记录出土物等。梅登堡的发掘经历使夏先生彻底转变了对田野考古的态度。

读到这些日记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惠勒博士的田野考古方法在当时处于怎样的水平。于是上网查找资料，找到了费根教授1995年首版的《时间侦探》（Time Detectives: How Scientists Use Modern Technology to Unravel the Secrets of the Past）一书。费根教授在书中提到了惠勒博士于1934至1937年对梅登堡的发掘，他着重强调了惠勒博士在发掘技术上的两项革新：一是大面积采用“十英尺（三米）的探方”（a grid system of 10-foot [3m] squares）；二是对探沟的垂直切面进行详细的标记和记录，以确立年代序列。这个“十英尺（三米）的探方”正是夏先生日记中所说的“每三呎一桩（水平距离），两行标桩相距六呎”！更为重要的是，费根指出，惠勒博士的梅登堡发掘达到了那个时代田野考古技术的高峰，为考古发掘树立了新的标准。这个结论无疑是鼓舞人心的，说明夏先生学习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技术。无怪乎夏先生在1980年5月的访英日记中，记下了利兹大学同行的话：“曾看到中国考古发掘的照片，工作井井有条，不知如何取得如此水平，今天谈后才知道曾从Sir Mortimer Wheeler学习过田野考古方法的。”（卷八，410页）

阅读过《时间侦探》后，我通过网络进一步了解了费根教授，知他已于2003年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休，成为专职的考古作家，致力于向公众推介世界考古。2013年，费根教授应邀来上海参加首届世界考古论坛。在开幕当天，也就是8月23日晚7点，他在“公共考古”板块做了题为“消失的城市和地下的文明为什么重要？”（Lost Cities and Buried Civilizations: Why Are They Important?）的公共演讲，地点是上海博物馆报告厅。

作为圈外人士，我当然无缘到场聆听费根教授的演讲，但因碰巧看到了首届世界考古论坛的手册，得知费根教授的邮箱地址，一时兴起，把阅读《时间侦探》和夏先生参加梅登堡发掘的事通过邮件告诉了他。很快，2014年4月3日，我收到了费根教授诚挚的回复。费根教授说，他跟Sir Mortimer Wheeler很熟，当时惠勒博士已不再从事发掘工作，正执掌英国研究院（British Academy）。费根教授说，他小时候生活在离梅登堡约三十公里的地方，对遗址非常了解，在课上多次讲授过夏先生参与发掘的东门。他还说，梅登堡的发掘是惠勒最好的工作。他对惠勒与中国考古学的渊源很着迷，希望我能把夏先生对这次发掘和对惠勒的记忆译成英文，相信英语世界的读者定会对此感兴趣。最后费根教授告诉我，《时间侦探》是一本老书，有些方面会有些落伍。他近年的工作重心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对动物的影响。“我的写作一直是面向大众而非专家的。正如我们在上海考古论坛所知，这是我们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2017年，费根教授再次来到上海，参加了以“水与古代文明”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并做题为“‘你眷顾着地、降下透雨’（〈圣经·旧约·诗篇〉65-9）——人与水的关系变迁”的公共演讲。正是在这届论坛上，费根教授获得了论坛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对于费根教授的建议我一度有些动心，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兑现。2019年末，我在帮助汝信先生清理他存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书籍的时候，发现了惠勒博士的一本著作——《罗马艺术与建筑》（Roman Art and Architecture）。该书首版于1964年，我看到的是1965年的重印本，这个发现再次激起我详细考察惠勒博士与夏先生之间的学术渊源史的兴趣。这次我参考了费根教授出版于2018年的《考古学简史》（A Little History of Archaeology），其中第二十五章“喷火的巨人”讲的就是惠勒对田野考古学以及对世界史前史的贡献。最终我写成了《夏鼐与惠勒博士：追溯一段学术史》一文，并于2022年发表在《南方文物》。很可惜当时没有想到向费根教授更完整地了解这段学术史，包括夏先生在1973年9月访英时再次见到惠勒博士的事实，这是终生的遗憾。

这次通过讣告和悼文对费根教授生平的记述，我发现了两条有价值的信息。一是费根教授在获得剑桥博士学位后，于1960至1965年间在非洲从事考古发掘。这段经历使他对考古是不是自己的使命表示怀疑，他一度想进入父辈从事的出版业，因为感觉自己像一个“优秀的二流发掘者”。这个自我评估跟夏先生初入考古门时的犹豫有相似之处。同样，他们最终都克服了自我怀疑，以不同的方式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二是费根教授结束非洲发掘后回到英国，曾受邀与惠勒博士共进午餐，当时的惠勒博士已是知名考古学家和媒体明星。正是惠勒博士建议他要为公众写作考古学，认为“我们需要新的声音”。1966年费根教授接受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教职，次年转至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他发现手头并无可用的教材，只能自己写。于是在随后的七年时间内完成了两部教材：1972年的《开端：考古学导论》（In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至今已出至第十五版；1975年的《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已出第十六版。他一生共出版五十本书，包括与杜兰尼博士合作的书，译成中文的至少有十余种。

惠勒博士、夏鼐先生和费根教授，他们跨越时空，因共同的事业结缘，他们的故事和著作进入了历史。记下这段学术史，以表达对前辈学人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