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湾区评论）

编者按 ·  2026.03.10

在美军对伊朗针对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斩首”行动中，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深度介入与无人机的实战应用让“AI主导现代战争”的科技神话甚嚣尘上。然而，拨开美国军方与硅谷合力制造的“技术迷雾”，真实的战场全貌却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本文指出，在这场被极力渲染为“AI主导”的行动中，传统海空军事力量依然是主力打击手段。无论是在重火力投射、复杂战场应变，还是在防空压制方面，空军编队与航母舰群依旧是美军的绝对依仗。与此同时，美方在过度炒作算法赋能的背后，刻意淡化了中央情报局等传统深层情报网的不可替代性。针对最高价值目标的战略决策与锁定，依然需要极其严苛的人工情报验证，绝非单一算法可以越俎代庖。

在“软件定义战争”的新纪元，我们该如何理性界定算法赋能与人类决策的实战边界？面对西方虚实交织的技术威慑与战略忽悠，大国又当如何在尖端无人科技与传统硬核武备之间，寻求最稳固的安全平衡？这不仅是对未来战争形态的技术之问，更是当下大国博弈的一剂清醒剂。

2026年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当日清晨，以色列政府宣布对伊朗实施名为“咆哮雄狮”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同步以“史诗怒火”为代号发动联合打击。本次行动中，包含软硬件在内的多重人AI技术与美军实战部队数据库的结合运用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AI军事化”的现阶段成果略有展示。这场行动可被视为现代战争中“软件定义战争形态”（Software-Defined Warfare）的重大分水岭，AI在情报监视与侦察、指挥与控制、自主打击平台以及认知决策网络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主导作用。这标志着在军用装备领域，AI已经跨越了“辅助工具”的边界，实质性地转化为战术执行者与战略辅助决策者。此役证明，AI虽能在战术制定与执行层面发挥巨大价值，但尚无法替代人类在战略决策层面的授权决定；同时，美国军方与硅谷在“算法伦理”上的博弈也正重塑美国的新型军工复合体。

AI在“史诗怒火”行动

中的战术赋能

（一）备战阶段：大语言模型

出色的情报合成与动态推演能力

本次行动中最关键的技术之一是大语言模型Claude在前期行动筹备阶段的杰出情报收集、分析和战斗方案优化贡献。Claude早在2024年便被嵌入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底层架构中。在本次行动中，其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超级数字参谋”，主要承担“情报合成”与“动态沙盘推演”功能，以及在假定动态博弈条件下生成了数十种打击方案的模拟推演。Claude还被用于摄取和分析数千小时被截获的波斯语通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后勤物资流向记录以及开源社交媒体动态，从而识别出伊朗革命卫队指挥链条中的薄弱环节。

除此之外，“全球信息主导实验”（GIDE）首次被投入实战。通过统筹美军共11个作战司令部的底层数据池，GIDE的核心算法结合CJADC2（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架构使得人工智能在行动中得以打破不同军种之间的数据壁垒。该系统不仅能够实时分析全球供应链的异常波动、伊朗雷达频段的细微变化以及波斯湾的气象条件，更加能将这些异常数据瞬间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路线图。例如，当预警卫星探测到某处疑似弹道导弹发射车的移动轨迹时，CJADC2内的AI引擎能够自动计算出拦截概率最高的武器平台，并将火控数据直接通过数据链传递至决策终端。上述“机器对机器”的数据传输，使士兵能专注于机器无法完成的战场抉择。

（二）实战阶段：Palantir与

星盾共同架构的高效和高穿透力

的指挥通讯体系

Palantir的技术平台（主要是TITAN、Ontology、和MetaConstellation）与SpaceX的“星盾”（Starshield）系统共同构成了此次行动的战场指挥大脑与战地通信骨干。首先，“战术情报目标接入节点”（TITAN）作为美国陆军的新一代地面系统，能够在移动中实时收集和处理多域数据，从而极大地缩短目标锁定时间，并与陆军及联合火力系统无缝集成。2025年3月，Palantir已向美国陆军交付了首批两套TITAN系统，并预计在2026年完成初始合同中全部10套的交付。其次，“本体论”（Ontology）技术将来自不同传感器、雷达和开源情报的海量数据转化成为指挥官可直观理解的“共同作战图像”，该技术的使用大大加速了决策时间。最后，MetaConstellation在极短时间内自主处理图像、检测和定位目标，并自动触发更聚焦的成像任务，从而实现“算法主动推送高价值异常”。

除此之外，SpaceX的“星盾”系统是本次美军在对抗伊朗部署的俄制电子干扰系统中维持指挥信息链完整的关键基础设施。“星盾”利用光学星际链路形成数据传播网络，集成了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最高保证互联网协议加密标准的机密数据传输能力。在本次行动中，该技术使前线部队（包括在科威特及周边海域的单位）能够绕过伊朗的通信切断，将海量战地数据在几秒钟内注入Palantir的分析引擎，这充分证明了空间分布式的商业转化技术已成为现代多域战场的绝对优势。

星链的卫星间激光通信终端是目前唯一在轨道上大规模运行的通信激光系统，它可以被集成到合作伙伴的卫星上，从而被纳入“星盾”网络（图源：SpaceX）

（三）Hivemind与A-GRA

定义的新形态战场制空权

由美国首次在实战中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无人战斗攻击系统”（LUCAS）和Anduril公司生产的YFQ-44A无人机是本次行动中最具颠覆性的战术亮点。前者实现了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内陆防空网的超饱和、多维度压制。后者搭载Shield AI研发的Hivemind技术是复合无人机战术运行的核心基础之一。Hivemind被设计为“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飞行员”，一个自主感知、决策和行动的AI架构，并且能够在动态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环境中自主规避禁飞区、应对突发障碍，并执行从情报侦察到空中格斗的复杂战术动作。这确保了无人机蜂群在面对德黑兰密集的防空火力网时，能够瞬间进行编队重组、干扰分配和战术规避。

除此之外，基于“自主政府参考架构”（A-GRA）的“空中换脑”技术可让YFQ-44A无人机在完全不降落的情况下实现Hivemind和Lattice自主软件栈的无缝切换。A-GRA将“飞行自主性”与执行战术动作的“任务自主性”（即AI大脑）彻底结合。这一架构在针对伊朗等具备较强防空能力国家的实战中，即使面对敌方可能开发出的针对某种特定AI逻辑的电子干扰或诱骗手段，美军也可以在实战中通过数据链瞬间为蜂群推送并激活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算法。多方情报证实，美军正是通过这种廉价的饱和攻击瘫痪了伊朗的防空网络，是AI为B-2隐形轰炸机执行轰炸扫清了障碍。

美国AI军事化应用的现实边界

尽管美方的诸多报告将本次行动中多重AI技术的精妙配合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从而让外界以为美军完全驯化了前沿科技并让它们“各司其职”地高效服务于战斗目的，但经过仔细推敲后可以发现：这些技术的实际运作机制和战术实施细节存在相当的夸大成分。而且，人工智能巨头和美国军方之间目前在现实中也并非配合无间。

（一）警惕美方对现阶段

AI军事化成果的夸大宣传

第一，人工智能推动的“新型军工复合体”尚未完全成形。据多方信息可以肯定，AI技术虽然在辅助备战和作战过程中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但硅谷尚未完全成为军方的工具，现阶段存在有关“AI伦理”的关键分歧。这不仅是硅谷与美国军方之间尚未完全调和的矛盾，也是AI军事化路径上的一大堵点。

第二，美方过度宣传AI技术的使用而有意淡化了传统情报部门的贡献。针对最高价值目标群体的行动规划和执行逻辑与大规模战场行动完全不同，AI技术目前更适用于大规模战场和针对敌方底层目标群体。在针对伊朗最高领导人的斩首行动中，Claude等AI模型扮演的是数据处理与态势推演的“数字参谋”角色，决定性情报始终依赖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构建的深层人工情报网与高可信度的内部泄密。传统深层情报网络的不可替代性被美方有意淡化。

第三，美国政府、军方和硅谷科技公司们充分具备过度夸大现阶段AI军事化成果的动机和既得利益。一方面是因为情报部门的隐秘工作不适合被高调宣传，另一方面也服务于美国当下“AI狂热”的商业需求，更加符合美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上展示出“军事霸权统治力”的外交价值。

综上所述，中方务必客观分析本次行动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成果，理性看待美方大肆宣扬其所谓的“绝对科技优势”，避免被美方战略欺骗而引发过度担忧。

（二）最高价值目标斩首行动中

传统深层情报网的不可替代性

首先需要明确，战术级反叛乱作战的概率模型与针对战略级高价值目标的确定性打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指挥逻辑。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共使用三套AI系统（薰衣草、哈布索拉、爸爸在哪儿），本质上是针对低价值层级的目标群体。在一些分析中，这一套系统被认为上升作用于针对伊朗最高级别领导层的打击，从而强调以方在本次行动中的贡献和展现以方AI军用化的战地成果。但事实上，针对主权国家最高领导层所需要的情报验证层级、决策流程和打击手段，都与消灭加沙地带的低层武装分子有着云泥之别。

复盘近年来美以在中东的行动模式（2020年清除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2024年清除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和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可以推演得出：针对国家元首的行动必定是依赖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以色列摩萨德对哈梅内伊等目标长达数月的持续性高强度物理与电子跟踪，从而让美军逐步掌握了其移动规律、安保网络细节以及地下掩体的运作机制。在程序上，相关情报必须经过多方面交叉审查以确保绝对的确定性，仅基于算法的“可能关联”就实施斩首行动完全脱离现代军事基本常识。其次，此次袭击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协调和授权执行，这其中涉及复杂的政治风险评估和战时局势沙盘推演。针对最高价值目标群体所牵涉的指挥链条远超任何AI模型的权限范围，算法绝不可能指导军事力量对最高价值目标的直接打击。

本文作者

伍子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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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